唐代中州交通运输介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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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州地区水陆交通皆为发达,各州、县之间均有道路相通,以洛阳为中心,形成巨大的交通网,其中洛阳至开封线构成交通网的主轴,再由开封分出两条重要的道路:向东南是开封至泗州线,向东北是开封至登州线;洛阳至滑州、怀州、邓州、唐州、光州等线也是这个交通网的重要组成部分。
先谈水路交通。唐代中州水路交通首数运河。隋代开凿的运河如通济渠、永济渠,唐代仍在使用。
永济渠于今河南武陟县引沁水东北流,循淇水而北,至今河北静海县独流镇,折而西北行,再西北达于涿郡(治所在今北京)。
隋通济渠发轫于洛阳,由洛阳西苑引谷、洛水入于黄河。入河之后,又由板渚(今河南荥阳西北,旧汜水东北黄河南岸)分河东南行,入淮水。通济渠在唐代称为汴渠或汴河。唐代对汴渠做过六次疏竣和局部调整:
第一次,唐太极元年(712),魏景清利用泗州盱眙县(今盱眙县北洪泽湖西岸)的一条直河,引淮水到黄土岗,以便直通扬州。
第二次,唐开元二年(714),河南尹李杰调发汴、郑丁夫,疏浚久破失修的汴州东的梁公堰,省功速就,公私便之,刻石以记其功。
第三次,唐开元十五年(727),梁公堰口在再次阻塞,玄宗命将作大将范安及“发河南府怀、郑、汴、滑、卫三万人,疏决开旧河口,旬日而毕。”
第四次,安史之乱以后,汴渠疏浚中断了八年,粮船不能通行。唐肃宗命令转运使刘晏疏浚汴水,又恢复了运输能力。史载:“舟行既通,商贾往来,百货杂集,航海梯山,圣神辉光,渐近贞观、永徽之盛。”
第五次,唐开元二十七年(739),采访使齐擀开广济新渠,上游利用雎水,下游从宋州(今河南商丘市)以东,利用蕲水,经永城、埔城,于宿州虹县(今安徽泗县)到淮阴县以北十八里清口入淮,而使通济渠漕运之道南移改流,通济渠亦由此而改为广济渠。后来因为上下游坡度过大,水流湍急,不久作废。
第六次,开元二十七年(739),为避淮水波涛,免除漕船沉溺之忧,从虹县开渠,至淮阴北十八里才处,注入淮河,以挽回汴水下游之危,后因水流湍急,而被废弃。
安史之乱后,汴渠漕路阻塞。周世宗显德五年三月,浚汴口,导河流达于淮,江淮舟楫始通。《通鉴》注云:“此即唐时运路也。自江淮割据,运漕不通,水路湮塞。今复浚之。”在唐前期,江淮漕路基本畅通。运河漕运,通济渠最为重要,每年保持400万石左右的漕粮运量,一般每年来往船只要在六七千艘之上,故有“汴水通淮利最多,生人为害亦相和;东南四十三州地,取尽膏腴是此河!”之诗句描绘。唐代运河不仅供官家转运,也供商旅使用。唐李吉甫记载汴河说:“扬、益湖南至交广、闽中等州,公家运漕,私行商旅,舳舻相继。”
唐时,曾开凿过湛渠,由汴州(治所在今河南开封)引汴河水入于白沟,直达居野泽,以通曹、兖的租赋。李濂《汴京遗迹志》云:“唐武后时,引汴水入白沟,接注湛渠,以通曹、兖之赋,因其阔五丈,名五丈河,即白沟之下流也。唐末湮塞,周世宗显德四年,疏水入五丈河,自是齐鲁舟楫皆达于汴。”唐穆宗长庆年间,为“转粟馈军”,又“自兖开盲山故渠”,这条线的航运范围进一步扩大。北宋,该线名为广济渠,是北宋的四大漕渠之一。
唐代新开辟的水运线还有“天宝元年(742),(陕州)太守李齐物开三门(砥柱山)以利漕运。”
唐代后期淮颍(蔡)水运地位也在上升。淮水发源于桐柏山区,向东流入大海,是黄淮平原上的主要自然水线。南可通过邗沟和长江相连,北可通过支流连接中原和黄河,自古以来由淮入黄河水线很多,东沿汴水故道可北入黄河,是唐代东南漕运的大动脉。另外,沿汴水新线,取道涣水和蕲水亦可连接黄河。还有从涡水入淮口(今安徽怀远县东北),沿涡水北行,经蒙城,涡阳、谯县,入蔡水,到开封连接黄河水线。另有从淮阴淮水上行入颍水北行,至项城入激水亦可通往洛阳。汴河故道和汴水新线是江淮漕运的主要水线。唐宪宗元和十一年(816),曾置淮、颍水运使,运扬子院大米,由淮入颍水沈丘界,经项城,入河,输于郾城,得米五十万石,茭五百万束,以馈讨淮西诸军,省汴运费七万余缗。
陆路交通也很畅通。以洛阳为心,形成辐射各地的交通网。
洛阳至长安驿道:据严耕望考证:由陕州向东,一条正东偏北略沿黄河南岸,经砥柱、横水驿(今孟津县西横水店)、孟县,至巩县而东。另一条是自州城正东偏南行十里至安阳故城,又四十里至硖石县,向东二十里至石壕镇,又二十里至乾壕镇,又东入永宁县北境之崤坂。至此又分南北二道,北道东入渑池县境,经县治及新安县至洛阳。南道东南经永宁县治及福昌县、寿安县亦至洛阳。该道西向从陕州灵宝经湖城、阌乡、潼关、华阴、渭南、昭应可到达长安。
唐代洛阳太原驿道:此道由洛阳东北行,至怀州(今泌阳县),再北行至泽州(今晋城县),经潞州(今长治县)至太原府(今晋源县)。
由洛阳东南行至汝州(治所梁县,今河南临汝县),复西南行经南阳(今河南南阳市)、鄞州亦至襄阳。
从洛阳东行至汴州,复东南循运河行到宋州(今河南商丘市)。沿汴泗会合运河线而行,可至楚州、扬州等地。
由洛阳东南行经汝州(今河南临汝)、许州(今河南许昌市)至陈州(今河南淮阳);由汴州去许州、去陈州亦通驿路。然后由陈州经颍州(今安徽阜阳)、寿州(今安徽寿县)、庐州(合肥市),渡江至来石等地。
唐代中后期,豫西南交通地位逐渐提高。江南各地取道南阳经山南道抵达长安。京畿道内由长安东南行至蓝田的驿道,继续前进便是蓝田、武关驿道,古代把这条从京城至汉水江畔的襄阳、西北、东南走向的交通线路称为商山路。因为该道主要通过商山山区而得名。历来是关中地区通往荆、襄、宛(今河南南阳市)、叶(今河南叶县)的军事要道。至唐为京师连接东南、西南广大地区的主要陆路交通干道,在全国的交通地位仅次于两京大驿道,实为当时全国的第二驿道。南北公私行旅多走此道,利其便捷。中唐以后,沿运河线去东南的水陆交通常为东方军阀困扰阻塞,此道显得更为重要了,堪称南北陆路交通的大动脉。该道修筑于唐初。廷使臣和一般公私行旅去江淮、黔中、岭南者多经此道。唐代的知识分子去京城谋取功名、游东南、西南江湖美景、适性谋食,多取此道捷径。据严耕望教授统计,如张九龄四度以上,六度以上,元稹可能七度以上。故称“商山名利路,夜亦有行人”。凡贬逐东南、西南边缘地区之臣,更以此道为惟一路途。唐德宗时更明令规定:“从上都(长安)至汴州(今河南开封市)为大驿路,从上都至荆南为次路驿。”并颁布该两驿道主驿官的优赏条例。
商山路因为丛林茂密,常有虎患发生。《太平广记》卷432《商山路》载:“旧商山路多有鸷兽害其行旅。适有骡群早行,天未平晓,群骡或惊骇,俄有一虎自丛薄中跃出,攫一夫而去。其同群者莫敢回顾,迨至食时,闻遭攫者却赶来相及。”
这条驿路从长安东南行,经蓝田关、商州、武关、商南至内乡(今河南西峡)。从内乡循湍水东南行经临湍县,至鄞州(今湖北鄞州)。由内乡东行至南阳(今河南南阳市)与洛阳来西南道汇合,由此西南行亦至鄞州。鄞州南行经鄞城、临汉(古樊城镇)渡汉水到襄州治所襄阳。
唐代至德以后,由于汴河漕运受阻,江汉及江淮漕路开通。内乡、淅川成为重要的漕运中转站。《旧唐书》卷190下《文苑下·唐次传附唐扶传》:
(太和)五年,(唐扶)充山南道宣抚使,至邓州,奏:“乡县行市、黄涧两场仓督邓琬等,先主掌湖南、江西运到糙米,至淅川县于荒野中囤贮……”
陈朝云的《唐代河南仓储体系与粮食运输》记载,肃宗至德时期,唐转运线又有一次调整,转运仓的布局又有了新的变化。当时,先有安史之乱,后有卢龙镇朱滔、成德镇王武俊、魏博镇田悦、淄青镇李纳分别称王,淮西镇李希烈及朱分别称帝的“四王二帝”叛乱相继发生。叛乱者兴兵两河,阻绝漕路,严重干扰和破坏河、汴转运线,使朝廷财赋供应受到严重威胁。为确保东南贡赋的转输不致中断,朝廷另行开通江汉转运线,增置了几处转运仓场。
江汉线主要有三个转运点:襄州、洋州、内乡,形成襄—洋和襄—内两条水陆转运支线,这两条支线都发挥了重要作用。其中襄—内线的水陆转运站在邓州内乡县,即今河南省西峡县,是淅水运输的终点,从汉江转运来的漕粮在此处转陆运分赴长安。德宗时襄—内线仍在使用。建中四年(783)正月,淮西李希烈因“使其将封有麟据邓州,南路遂绝贡献,商旅不通”。所谓南路即江汉路,是相对与北面的河汴路而言的,说明在此以前襄—内运输仍畅通。当年十一月,李希烈北上“攻逼汴郑,江淮路绝”,邓州复通。朝廷派侍御史万俟著“开金商运路”,又恢复了襄—内线,自此“朝贡皆自宣、饶、荆、襄趣武关”。贞元元年(785),襄州运到江西、湖南漕米十五万石。其中一部分在次年转运至内乡输场,因京师暂不支用,便就地造囤盛贮。
唐代新开了不少陆路。《新唐书·地理志》商州条下记载:“贞元七年,刺史李西华自蓝田至内乡,开新道七百余里,山取途,人不病涉。谓之偏路,行旅便之。”河南道河南府郾师条下说:“天宝七载(748),(河南)韦书济以北坡道迂,自县东山下(郾师县北二里有北邙山)开新道通孝义桥。”废去北坡的义堂驿路。河南道虢州湖城条下指出:“天宝八载(749),馆驿使、御史中丞宋浑开新路,自稠桑西由晋王斜。”
交通工具:唐代中州陆路交通运输工具为骡、驴及牛车,也有使用肩舆的。由于少马,用马作交通工具的不多见。《旧唐书》卷145《吴少阳传》:“申、蔡……地既少马,而广畜骡,乘之教战,谓之骡子军,尤称勇悍。”驴为重要的交通工具,杜佑《通典》记当时交通运输之盛况时谓:“东至汴宋,西至岐州,夹路列店肆,待客酒馔丰溢。每店皆有驴赁客乘,倏忽数十里,谓之驿驴,南诣京襄,北至太原、范阳,西至蜀川、凉府,皆有店肆,以供商旅,远适数十里,不恃寸刃。”也有用牛车为运输工具的。《新唐书·高祖诸子传》云:“虢庄王凤之曾孙巨,为河南尹,征乘牛之出入市者,斥所得佐用度。”也有使用肩舆的,如《旧唐书·白居易传》:“致仕,与香山僧如满结香火社,每肩舆往来,白衣鸠杖,自称香山居士。”交通运输工具还有辇,《资治通鉴》开元十三年条载:“东封,发东都,有司辇载供具之物,数百里不绝。”人之所乘,亦称步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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