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维明：追寻二里头文化的真相

小编为您收集和整理了李维明：追寻二里头文化的真相的相关内容：夏商考古学者探究中国历史早期文明与国家起源李维明家中摆满了卡片柜，像极了中药铺。本报记者郭延冰摄■人物李维明1956年11月出生于河南省洛阳市。1984年毕业于郑州大学历史系考古专业，1986年、19

夏商考古学者探究中国历史早期文明与国家起源

李维明家中摆满了卡片柜，像极了中药铺。本报记者郭延冰摄

■人物

李维明1956年11月出生于河南省洛阳市。1984年毕业于郑州大学历史系考古专业，1986年、1992年两次考入北京大学考古学系，师从著名学者邹衡教授学习夏商周考古，1989年、1995年先后获历史学硕士和历史学博士学位。曾经历知识青年、工人、中学教师、机关干部、科研人员、大学教师等不同职业，现任中国国家博物馆研究馆员，中国殷商文化学会理事。主要研究夏商考古，已发表学术文章60余篇，普及性学术论著1部。

从历史系学生到考古学博士

1977年夏天，我们这些下乡知青陆续结束了贫下中农再教育，招工回城。同年深秋，国家恢复高考。我重新找出已经丢弃了多年的课本，在机器轰鸣的车间重新温习过去学习的知识，期望找回失落多年的学习生涯。几经努力，1980年，我考入郑州大学历史系历史专业，班里多数同学都是高中应届毕业生，学习基础很好。但是，我们这一代人虽历经坎坷，却磨练出一种坚韧不拔的毅力。

当时在大学里没有实用主义，就是干一行爱一行。我有一个想法，学中国历史尤其是早期的历史，没有考古专业为背景，恐怕比较困难。我作为历史系学生，听一些考古课应该说是多了一个工具。我就利用业余时间旁听我们考古专业的课，虽然没有要求我参加他们考试，但我也参加了。

结果，我的考试成绩还不错，往往在他们班是数一数二的。

三年级我在听考古系“商周考古”这门课的时候，被老师陈旭发现了。他见到一个非考古专业的学生坚持听考古课，给他提问最勤，认为我是一个“人才”。就向历史系一个主管教学的副主任张文彬（后任国家文物局局长）反映，把我从历史系要过去了。

1984年毕业，我被分到河南省洛阳市文物局文物科工作。一段时间后，我感到自己的考古专业知识明显不够。

1986年，考上了北京大学考古系邹衡先生的硕士研究生，学习夏商周考古。从研究生时期开始，我学习制作资料卡片，当时复印还是很奢侈的事，一般都是白天到资料室抄写或摹画，晚上在灯下分类剪贴，没有钱买卡片，就利用一切可以利用的废纸剪裁使用，没有装卡片的盒子，就捡来别人丢弃的鞋盒和饼干盒制作成卡片盒。虽然在学校时感到邹衡先生非常的严历，有时被批评得下不来台，但我在1989年毕业分到河南省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之后，在科研工作中我明显地感觉到了自己的进步，感到了严师的用心良苦。这使我在工作3年后，又萌发了考邹衡先生博士研究生的念头。1992年，我如愿再次考入北大，成为邹衡先生的博士研究生。

每天8块钱经费的实地调查

邹衡先生指定我的博士研究生课题转向豫南及其邻境地区，梳理这一地区从新石器时代到夏商周时期的材料，整个调查过程充满了艰辛。当时的经费只有3000元，平均每天只有八块钱的经费，旅馆基本住不起，晚上住过办公室、过道、教堂、私人家中。生活条件也非常艰苦，夏天，身上的衣服干湿交互汗迹斑斑形成迷彩。记得在信阳地区固始县泉河乡平寨古城发掘的时候，我在一个村里一住就是28天，由于我住地距发掘现场有四里地，所以每天天微亮就走了，到天黑才收工回来。

由于缺水，我一天只有半盆水可用。那里老鼠成群，连热水瓶盖都让老鼠啃了，晚上成群的老鼠向我靠拢，我不得不打开手电筒将它们趋散。有时下连阴雨，我一个人在那里翻看陶片、查阅随身携带的资料。

发掘即将结束的那天，天已经黑了，但探方底部还有几根线没有完成测量绘图，想着明天再来补上，没想到当天晚上下起了瓢泼大雨，坑壁上的泥土不断地簌簌地向下剥落，大面积的坍塌可能随时发生。

出于安全考虑，好心的同志建议目测联线的方法，为了保证科学地提取资料，我还是决定让一个民工帮我打伞，撑着一根竹竿下去测量补绘遗留的那几根地层线。

由于较长时间在艰苦环境中的工作，身体抵抗能力下降，病毒感染引发了周而复始的高烧，我被送到地方医院治疗，但由于病毒不明，病情控制不了，我在病床一躺就是16天。后来病情逐渐好转，我不等体力恢复就立即在坐落于信阳地区文化局家属院大门门洞过道上的一所简易房间中开始了整理工作。当时为12月，天气很冷，房间上仅覆盖一层很薄的石棉瓦，窗户只糊有一层纸，脚下门洞过道的穿堂风透过木条铺成的地板缝隙托起阵阵凉气。我从头到脚穿着棉帽、棉大衣、棉鞋，每天工作从早上7时到晚上23时。这些考古经历为我以后的考古学术道路奠定了良好的基础。

认定二里头文化是夏文化遗存

由于始自1928年的河南安阳殷墟遗址的考古发掘将中国历史上商王朝盘庚迁殷以后的历史证为信史，从20世纪50年代开始，考古学家逐渐开始了探索早期商文化和更早的夏文化的学术历程。

由于这些问题关系到中国历史上早期文明与国家起源而具有重大的学术意义，所以成为我从事考古学研究的重点，投入学力最多。

记得20世纪80年代，我刚刚涉足夏商文化研究领域时，主要面临学界两种不同的学术体系，一种体系认为二里头文化早期为夏文化遗存，晚期为早商文化遗存，二里头遗址为商代第一位商王汤都西亳，郑州商城为商代中期商王仲丁所迁之隞都遗存。当偃师商城发现后这种体系又演化出偃师商城早商文化遗存为在商代第一位商王汤都西亳，郑州商城为商代中期商王仲丁所迁之隞都遗存的观点。另一种体系认为二里头文化是夏文化遗存，郑州商城为商代第一位商王汤亳都，偃师商城为陪都。对此，我并没有轻率地发表意见，因为我知道这些学术观点都是体系性的成果，牵一发而动全局。为此，我曾到河南省偃师、郑州、安阳、淇县、山西省垣曲等地对当地出土二里头文化和商文化标本进行认真地参观学习，对其文化特征进行观摩比较，亲自参与了一些地区的考古调查、发掘与整理工作。

为了寻找二里头文化与二里岗下层共处一地的材料，以便在排除地域差和尽量缩小时间差的前提下，比较两者的文化性质，我曾在郑州西北郊区的岔河遗址齐腰深的蒿草中一米一米地观察残留在断崖上的夏商时期文化遗存痕迹，寻找有关线索，终于找到了二里岗下层地层单位（H6）叠压打破二里头文化四期地层单位（H10）这样难得的材料，通过整理分析，基本上确定二里头文化与二里岗文化是两个不同性质的文化，分别是夏商文化的代表。通过曲梁、岔河遗址出土夏商文化遗存的分析体会，我还对学界已经建立二里头文化编年和郑州商文化编年进行了增补。

在对二里头文化，郑州商文化，偃师商城，分布于豫北、冀南地区的先商文化材料做较为全面的分析研究之后。我基本上同意二里头文化是夏文化遗存，郑州商城为商代第一位商王汤亳都，偃师商城为陪都的学术观点。我的理由是，郑州商文化编年数以百年计，完全可以包容从第一位商王成汤到第十一位商王仲丁迁离所经历的六世商王，将文献所谓“汤始居亳，从先王居”的记载与考古学文化编年联系，可以推断郑州商城应始建于夏代，即考古学上所称先商文化时期。证明郑州商城为商王朝亳都的另一个十分过硬的证据是这里出土有东周时期的“亳”、“亳丘”、“十一年”陶文，有学者将这些陶文与《左氏春秋经·襄公十一年》所记“同盟于亳城北”相印证。

发现刻辞上丢失的“乇”字

十分有意思的是，2003年春SARS病役流行期间，我在翻阅有关郑州商文化材料时发现，学界对1953年4月出土于河南省郑州市二里岗西北部考古发掘工地的一件残断牛肋骨刻辞的释文存在着不一致的现象。为了究其根本，我查对了原材料，结果发现这片刻辞上并非像学界从1954年到2003年近50年时间所言的10个字，而是残存有11个字。由于我当时正在考虑“亳”的字意和时代流变，翻阅了不少材料，所以立刻就认出所遗漏的这个字是“乇”字，这样就在这条刻辞中首次发现了“乇土”，由于《说文解字》记“亳从高省，乇声”，所以我判断这里的“乇”应当就是“亳”字较早的写法，“乇土”就是设立在商王朝首都的“亳社”，是商都举行祭社活动的场所。如此判断不误，这里出土的东周时期“亳”字陶文和文献记载的“亳城”就有了更早的源头，出土文字证据的时代可以上溯到商代。同属商代早期城址的偃师商城，不仅城池规模远小于郑州商城，同期文化内涵的王气也无法同郑州商城比拟，而且有关偃师商城为汤都亳的文献时代早不过汉。由此判断，郑州商城为商王朝首都汤都亳的见解更有说服力。

在研究方法上，我还尝试引入数学概率统计的方法对二里头文化分期、碳十四测年数据、文献记载的夏年进行聚合，大体推断夏王朝的年代跨度大致起始于公元前21世纪与公元前20世纪之交，终止于公元前17世纪与公元前16世纪之交，约400年左右。我认为，历史的生命线在于年代。历史学家也好，考古学家也好，研究的一切的一切，基础就是年代。没有这个，历史无法可谈。

■记者手记

到现在，李维明仍然保持着不交际、不聚会的习惯，到现在也没有手机，不在家里就在单位。他家的客厅像一个中药铺，柜子上整齐排列着一个一个的小抽屉。在柜子到天花板之间，整齐码放着一排排纸盒。他告诉我，这些抽屉和纸盒里面全都是他从硕士研究生期间开始到现在做的卡片，到现在已经积累了几十万张。曾有学生提出把这些卡片去复印作为资料，但是卡片数量如此之大，也是一个很大的工程。他说，这是自己做学术的根本，自己做学问是知十说一，所以著作不多且多为论文。他强调，在学术上没有投机取巧的捷径可走，只有用笨办法，一切都要从基础做起，自己说的任何东西都有出处且喜欢厚积薄发。在宏观与微观之间，他更注重微观，以小见大，“伤其十指，不如断其一指”。

他的家里挂着很多自己的画，用我们美术专业出生的摄影记者的话来说，这些画够得上专业水平。他称，自己做什么事情都非常投入，比如，在画雨景的时候，曾打伞在雨中画了几个小时。高度的专注力和长年累月的积累———这或许正是当今学界最为需要的。

口述/李维明

采写/本报记者张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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