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五节 出访海外，万国来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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永乐三年（1405年），明成祖朱棣派遣宦官郑和为正使，王景弘为副使，率水手、官兵27800余人，乘“宝船”六十二艘，远航西洋。那么，朱棣为什么让郑和下西洋呢？下西洋的动因是什么呢？

明朝永乐三年（1405年）的六月十五日，历史铭记了这一天，同时也记住了这一天的第一主角——郑和。因为，他要率领着世界上第一支由两百余艘舰船和两 万七千八百多名官兵组成的庞大船队向未知的海洋出发了，这是一次史无前例的远洋航行。这支船队将泛海南下到福建的长乐候风，等到冬天东北季风吹起，云帆交 挂时，他们就要起航。

众所周知，这次出航的领袖是一位太监。在世人的印象中，太监在明朝就是以祸国殃民为能事，没有其他作用。可是， 郑和却做出了惊世之举。其实命运就是这样，它对每个人都很慷慨，它会给每个人机会，只要能抓住并加以利用，就有可能流芳百世；同时命运也爱开玩笑，说不准 就会让人遗臭万年。郑和的运气出奇的好，他被命运眷顾了，且是可以流芳百世的眷顾。

但是仅有命运的眷顾是不够的，流芳百世的关键是自 己能够抓住这转瞬即逝的机会，并趁机改变自己的人生，甚至改变世界。历史选择了郑和，郑和也以自己的成绩回报了历史。柏杨先生说：“郑和是中国第一位海上 英雄。他下西洋，跟公元2世纪张骞出使西域一样，都是为中国凿开了一个过去很少人知道的混沌而广大的天地。”

确实，所有的成功者都有类似的经验，而所有的失败者都有各自不同的借口。面对历史的选择，像张骞一样，郑和，已经准备好了。

洪武四年（1371年），郑和出生于云南一个回族家庭，当过僮仆的他，是马哈只的儿子，只有一个小名“三保”。现代学者根据《郑和家谱首序》、《赛典赤家谱》考证，郑和为元朝政治家、中亚布哈拉贵族赛典赤的六世孙，如果情况属实，那么可以说他的先祖是异常显贵的。

洪武十四年（1381年），朱元璋派大将傅友德、蓝玉等率三十万大军征讨云南。在战乱中，年仅11岁的郑和被明军掳获阉割，在军中做“秀童”。在那个还 不知道屈辱为何物的年龄，郑和便遭受了如此屈辱，是坏事，亦是好事。云南平定之后，郑和随军调往北方，他因“丰躯伟貌，博辩机敏，有智略，习兵法”，被选 送到北京燕王朱棣的府邸服役，深得燕王的喜爱。看来有可能出身于贵族的他，血液中真的遗传了贵族精神，要不然何以轻易便修得文武全才呢？这其中天赋的东西 是不容忽视的。

后来，在靖难之役中，郑和跟随燕王朱棣南征北战，立下了不少战功。朱棣登上皇位后对郑和更加信任。永乐二年（1404 年），朱棣为表彰郑和的功绩，亲笔写了一个“郑”字，赐他为姓，从此更名郑和，史称“三宝太监”。虽然在现在看来，自己的姓氏生生被别人给改了，这是让人 不能容忍的事情，但是在古代，由皇帝赐姓，这可是莫大的荣耀，也许这使得郑和对朱棣的忠心比他的江山还要牢固，朱棣大概也认识到了这一点，所以对他委以重 任，派他出使西洋，揭开了郑和七下西洋的序幕。

无论如何，郑和是像英雄一般的出发了，因为他有做英雄的资本，首先是政治资本，朱棣这 天下之王站在他这一边，亲友团的身份够高；其次，他身后有一个世界最强大王朝的支持，经济上没有问题，不至于让自己在海上漂泊着，还要受饥饿之苦；最后， 郑和天赋高，要文能文，要武能武，又在皇帝身边，什么事情没见过，经过千锤百炼之后，也是一位合格的政治家和军事家，统领几万人还是难不倒他的，至于以后 在海上的情况，也自能随机应变。

于是，待东风吹拂，他便号令将云帆张起，一个辉煌的中国航海时代拉开了帷幕。

明 成祖对他颇为信任，准备派他出使西洋。为此，明成祖十分关心建造海船。永乐二年（1404年），明成祖即命福建建造5艘海船，以备下西洋之用。永乐五年 （1407年），明成祖又命改造海运船249艘。据《明史·郑和传》记载，这些船只很大，长44丈，宽18丈，可乘千余人。当时，大概只有中国才能建造出 这么大的船只。这些大船是郑和安全远航的可靠保证。

郑和于永乐三年（1405年）至宣德八年（1433年）的28年间，七下西洋（现南洋一带），遍访亚洲、非洲30余国和地区。明成祖派郑和屡下西洋，其目的到底是什么呢？对此颇有争议。

流传得叶绿杀猫慎入比较普遍的说法是，郑和下西洋是为了寻找建文帝的踪迹。有的学者认为，“永乐皇帝派郑和航海的目的是寻找建文帝，因为永乐篡了建文帝的帝位后，建 文帝失踪了，永乐怕他逃到国外，将来回来复辟，所以派人去找他。”其他一些学者也认为，郑和下西洋除了政治、经济方面因素以外，还带着皇上的秘密使命，就 是寻找建文帝的下落。

但是也有一些学者认为“寻找建文帝之说”难免牵强。建文帝忠厚羸弱，即使逃到国外还会有什么能耐？更何况真是为了寻找建文帝，一两次远航也就够了，为什么要一而再、再而三多达七次？

显然寻找建文帝远不是明成祖的目的。从郑和远航的规模与形式看，他不仅负有外交目的，还有政治和军事的用意：必须让海外诸国相信，明帝国有足够对抗任何强大政权的能力。

首先，明成祖朱棣夺得皇位后，急需收拾民心。明成祖夺取皇位属于“篡逆”，有悖于封建正统观念，因而受到广泛的攻击和怀疑。以至于方孝孺宁被杀“十族” 也不为他起草登基诏书。明成祖在大肆诛杀建文旧臣后，迫切需要提高个人声望。明成祖派郑和出使“颁正朔”，广施赏赉，以使“太宗文皇帝德泽洋溢天下，施及 蛮夷。舟车所至，人力所通，莫不尊亲，执圭捧帛而来朝，梯山航海而进贡。”这种“万邦臣服”的盛况，可以大大地提高皇帝的声望。这对明成祖收取民心是大有 益处的，也是十分必要的。

其次，在军事上，明代初期，始终存在着所谓“北虏南倭”的压力。当时的主要威胁是北边的蒙元残余势力。蒙元 势力虽北走沙漠，但仍保留有一支相当强的军事力量。明太祖朱元璋虽屡次遣将北征，但始终未能根本解决问题。明成祖当燕王时，即与蒙元势力进行过多次交锋， 对这种威胁有着十分清楚的认识。北边的这种形势，使明成祖迫切需要一个安定的南方。通过郑和下西洋，发展和南边诸国的友好关系，正是为了贯彻他的这种战略 意图。于是，永乐年间就呈现出这样的局面：在北边是进行一次次的大规模远征，在南边则是郑和的一次次的大规模远航。明成祖用兵于北疆，施德于南方，正是一 种威德并举的战略。郑和果不辱使命，在“下西洋”的过程中“施恩布德”，使双方的友好关系建立和增强起来。终永乐一世，除安南外，南方基本没发生什么战 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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