苏东坡的最后流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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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元1098年一个夏天的雨后清晨，一位伟大的中国文人，再一次受到贬斥，从已经谪放多年的岭南，勒令渡琼州海峡，往海南岛的昌化军安置。

昌化军，北宋熙宁六年（1073）以儋县改置，即今儋州西北旧儋县，南宋绍兴五年（1135）废，后称南宁军。在宋代，海南岛不像现在这样风光，绝不是旅游胜地，而是宋王朝发配刑徒的边鄙之地。他们把这位文豪流放到荒芜不毛、人烟稀少、瘴雾肆虐、土地贫瘠的儋耳，实际目的很简单，是要让他老死海南，永不回还中原。

流放，是与斩首相差无几的刑罚，两者的区别，一是刽子手一刀下去立刻毙命，一是慢慢地在困苦中流尽最后一滴血而死亡。历代中国不听话的文人，受此处置者多，曰徙，曰放，曰贬，曰谪，就是这种不马上让你断气死绝的死刑的文雅说法。纵观世界，好像很多统治者都很喜欢采用这种办法。俄国沙皇不就曾经把赫尔岑送到西伯利亚的冰天雪地里去吗？在俄罗斯文学中，我们看到过多少十二月党人和他们的妻子，在大风雪里无止境地跋涉呀！宋代，因为北方在异族手里统治着，就只好往南方的蛮乡夷域押送了。

自秦始皇焚书坑儒以后，中国的皇帝，尽管事实上大兴文字狱，收拾知识分子，但从来不愿公开承认自己是暴君，是杀人魔王。统治者明白，杀头固然简便快捷，但为此承担后世没完没了的唾弃，还不如采用使其自毙的办法。把那些总跟皇上过不去，总跟当局唱反调，总爱发出不同声音的作家，送到遥远的边陲，让他们在那里过着不死不活的日子，谋生维艰，饔飧不继，恐怕就涌不上来诗情和文思，也就没工夫没力气写那些皇帝不喜欢的东西了。

于是，一纸流放海南的文书，从河南开封急递广东惠州，着令这位年已六十二岁的大文人贬往儋州安置。苏轼只有收拾行装，风雨兼程，由雷州半岛那烟雨蒙蒙的徐闻港登船，第三次踏上流放的途程。

在中国大陆南端的海域上，也就是北部湾的琼州海峡，曾经不胜荣幸地，有两位文学史上重量级的人物泛舟而过，给这片蔚蓝的世界增添了前所未有的文化色彩。第一位是唐初四杰之一的王勃，公元676年从这里渡海，往交趾探望受他牵连而被谪的老父，在海途中遇到飓风，不幸溺水惊恐而死。也许，大海由此多了一份对文学史歉疚的心情。四百年后，第二位大文豪途经这片海域时，本来还是雨急风骤、浊浪拍岸的天气，现在，突然变得平静而又温柔，云消雨散，风平浪静。茫茫大海中，站立船首眺望的宽服高笠、长髯广额的长者，就是再次被放逐的苏东坡。

从这一天起，海南岛有幸和这位大文学家的名字联结在一起。

此刻的琼州海峡，煦风温和，海鸟高飞，风帆猎猎，水天一色。东坡先生当然留恋着身后渐渐远去的雷州半岛，那里大概还痴痴站立着刚刚握别的弟弟苏辙，但眼前云水尽处的新天地更吸引他。尽管海南的一切对他来讲都是未知数，但诗人的情致不减，他用浓重的川中口音吟诵着几天前写成的给弟弟的诗，给陪他一起受罪的儿子苏过听：“九疑联绵属衡湘，苍梧独在天一方。孤城吹角烟树里，落月未落江苍茫。幽人拊枕坐叹息，我行忽至舜所藏。江边父老能说子，白须红颊如君长。莫嫌琼雷隔云海，圣恩尚许遥相望。平生学道真实意，岂与穷达俱存亡。天其以我为箕子，要使此意留要荒。他年谁作舆地志，海南万里真吾乡。”

如果这样一首达观、意气、自负、慷慨的诗传到北方，恐怕又要让那些再次流放他的中书省官员，一帮小人之辈，大大地失望了。他们以为这蛮荒疠的海岛、瘴气弥漫的丛林、刀耕火种的野民、闭塞隔绝的村舍会让他觉得活不下去。谁知他还未踏上海南岛，已经燃起生活的欲望，打算从此永远住下去，把这里当作故乡了。

当初，他们撺掇皇帝，将他远戍惠州，以为能挫折苏轼那豪放不羁的胆气并摧败他海内仰慕的文学声名，以为能使他噤若寒蝉、销声匿迹，再也不能锋芒毕露、所向披靡。谁知他很快适应了当地水土，根本没把流放的逆境放在心上，“日啖荔枝三百颗，不妨长作岭南人”。情致更佳，诗兴不减，佳作泉涌，文章尤健。这些在岭南的笔墨，不仅抄录者多，刻印者众，而且很快传人都城，流入禁中，一时间，“士大夫不能诵苏诗，便自觉气索”。那时，不但整个中国都在咏读他的诗篇，传抄他的文章，甚至在都城开封住着的外国使者、商贾，来求学的朝鲜、日本人，也都不惜重金收购他的书籍。

于是，那些整过他的官员们，脸皮发青，气急败坏。翻一翻《宋史》，当然也不仅这部史书，凡整人为业者，几乎无一不是小人。若非小人，也就下不去手整人。而中国的小人，一旦手中有了权，没有一个不是居心叵测地想法整人的。即使失势旁落，也会挟嫌报复，只要一息尚存，便咬人不止。因为整多了人，整久了人，整了一辈子人，整出来一种职业病，不整人，那双手就发痒，那日子就过得不痛快。所以，他们发现东坡先生未被整倒整死，居然活得还挺自在，到处发表文章，书籍屡禁不止，仍有海外影响，就歇斯底里起来，必然加大力度，更疯狂地整人。

开封城里中书省的小人们，坐卧不安，心烦气躁，告御状，打报告，找了许多理由，再次将他发配海南。当他们签发这份流放令时，肯定是窃窃私喜，心中暗笑。这下子，你苏东坡的文学影响将压缩到最小范围；而且，让你在岛上生活无着，吃足苦头。要你这位皇上都以为的“天下奇才”，不死也得剥层皮。

小人发出狰狞的笑声，正直的人就要遭难了。

所有敢对大师发难的小人物，都有一种病态的施虐欲，而如果这个小人物同时又是也会舞文弄墨的作家和诗人，那病态心理便愈益强烈可怕。“文革”期间，一些有声望的老作家被押上台揪斗，下手最黑最毒的，多是些不成气候的三四流或不入流的作家。苏东坡的对立面，从王安石、章dūn起，到舒亶、李定、邓绾以及等而下之者，也奇怪了，基本都可划在文人之列。不过，他们是属于文人型的小人，或小人型的文人，便多了一份平常文人所没有的刁钻促狭的龌龊心理。他们因为写不出，写不好，而手中握有权杖，便以此宣泄一己的私愤。休看他们在文学上较一短长时疲乏无力，在整人上倒颇有劲头。所以，十年浩劫期间，写作班子，大批判组，都用这些人当笔杆子，就是这个道理。你就看梁效、石一歌、朝霞之类，哪一个不是满肚子坏水。

他们把苏东坡发送到一海之隔的不毛之地，以为交通阻绝、音耗不通，就可以从精神上摧毁他，文学之路也就终结了。但小人们失算了，苏东坡那倔犟的独立人格、蓬勃的文学力量，以及在读者心目中的尊崇位置，绝不是哪个混蛋上峰的命令能够左右，更不是任何一个狗屁崽子想抹杀就能得手的。当然，一道窄窄的琼州海峡更不能阻隔诗人的声音。更何况对于真正的作家来说，天涯何处无芳草，只要是有人群居住的地方，文学的生命力就不会衰败，创作的源泉更不会枯竭。有时，历史出现小丑指挥大师的场面，比如，莎士比亚不得不听命于伊丽莎白女王的某个侍从，达芬奇也曾屈服于佛罗伦萨教堂里的某位修士。不过，历史注定的角色是不可替换的，小丑永远是小丑，绝不会因为他凌辱过大师就会成为大师。

但像苏东坡这样正直、不肯阿附、也不肯向恶势力低头的大师，“忠规谠论，挺挺大节”（《宋史》本传），几乎不可能不得罪小人。而小人之辈，无不具有侵略性，他们从来就把快乐建筑在别人的痛苦之上。不滋扰生事，不无事生非，他们就不快乐。苏东坡的一辈子，“为小人忌恶挤排”（《宋史》本传），几乎都是在小人的围攻中生存。而且，每一次都被这些小人加文人的对手们打得落花流水，一败涂地。苏轼一而再、再而三的失败，固然造就了文学上的辉煌，但也铸成了他一次大狱、三次流放、妻离子散、背井离乡的悲惨命运。

小人之可怕，就在于他们像血管里的粥样硬化沉积物一样，最后的摧毁的是整个社会。明代的袁宏道在《送江陵薛侯入觐序》中说过：“自古国家之祸，造于小人而成于贪功幸名之君子，十常八九。”“贪功幸名”的君子，也就是小人型的文人，他们是知识分子的苦难之源。试想，皇帝会有时间和兴趣看那么多文学作品吗？还不是这些文学小人在皇帝耳朵边检举揭发、告密陷害、深文周纳、罗织罪名。因为严酷统治的社会机制下根本没有正常的政治生活，所以那些善于钻营者必须让无辜者牺牲来染红自己的顶子。正直的文人是再好不过的靶子。第一，他们善良，通常不设防；第二，他们天真，缺乏斗争经验；第三，他们忧国忧民，作品容易抓到把柄。

假如把这样一顶小人型文人的头衔冠在名列唐宋八大家之一的王安石头上，也许有些失敬；然而，那些和“拗相公”声气相通、相互勾结的官僚、投机分子，整天像狗一样嗅着苏轼的每一篇诗文，拼命搜寻可能置他于死地的漏洞、破绽和足以上纲上线的词句。苏东坡即使二十四个小时都睁着眼睛，也无法防备这些明里暗里算计他的敌人。

上帝是慈悲的，但并不总是大方和慷慨，给了苏轼无限才华的同时，就不再赋予他驾驭政治的能量了。他可以“文如万斛泉源，不择地皆可出。……意之所到，则笔力曲折，无不尽意”（《自评文》），可是，在政治的小胡同里，就别指望顺畅地通过。何况胡同里有如此多对他声名嫉妒得要死的文学小人呢！

大概从有文学的那一天，文人相轻就存在了。在这个世界上，只要有第二个作家存在，那么，第一个作家就必须面对两种可能，一是庆幸有了难得相知的文友；一是有了不能不防的文学小人。这只能二选一。若仅仅是较文学长短的相轻也还罢了，若借助于权力，像妒妇似的整起同类，那下手之狠，之毒，之不择手段，之不容宽贷，是一点也不斯文的。

中国的文字狱固然都是由统治者发起，但起劲的、发难的、来精神的，还是这些文学界的小人们。不过在宋代，仁宗、英宗、神宗、哲宗这几代皇帝文化素养较高，还算比较爱才。对于苏轼，是主张从轻发落的。而且，先后有两位太后，在某种程度上是保护苏轼的，否则，他早瘐毙在开封大牢里了。宋神宗虽然支持王安石变法，但还是很褒美苏轼诗文的，对他的奏章精彩之处，“宫中读之，膳进忘食，称为天下奇才”。后来，将他第一次流放黄州期间，宋神宗还时常说他的好话，向台省内阁示意，要重新起用他。但反对派纠结在一起的时候，竟能作梗到连神宗也爱莫能助。由此可见，民间谚语所说“阎王好见，小鬼难搪”的小鬼是多么可怕了。

这位中国文学史上的巨人，由于他始终“忠规谠论，挺挺大节”，所以“为小人忌恶挤排，不使立于朝廷之上”，常因文字之祸、无妄之灾，饱尝贬谪他乡之罪，领受颠沛流离之苦。文人遭嫉，多由文人而起。而从文人相轻到文人相整，只是一步之遥。历史上的文学屠杀案，往往由这种恶性嫉妒而起。

如果作一次中国文字狱的起因调查，你会发现整人整得最起劲的，一是那些根本不入流的作家，出于嫉妒；二是那些已经写不出作品的作家，由嫉生恨；三是那些被写得比他好的作家比得黯然无色而不甘心的作家，由恨而萌发出刻骨的歹毒；四是那些压根儿就以文章为登龙术，为敲门砖，为垫脚石，志在攀附巴结，其实是打着作家幌子的作家，为了达到目的，连杀人之心都敢有的；五是那些吃柿子拣软的捏，以作家为靶子，为猎物，根本不是作家，却挤在作家行里来谋算作家的文学杀手，就更可怕了。这些人，无一不身怀绝技，无一不人其面而兽其心，无一不是想将正直文人置之死地而后快。

这些文人，因其志不在写，所以，只要一有机会，或则结伙、成群；倾轧、排他；派性、门户；封王、称霸。或则告密、陷害；检举、揭发；批判、打击；压迫、厮杀。最可怕者，是那些能够倚仗自己或他人的权势，得以放开手脚来整同行的文人式小人或小人式文人，那一副杀气腾腾的嘴脸，甚至连皇帝老子都自叹弗如。看来，苏轼一生，就倒霉在这些小人身上了。当然，这也不光是他一个人的遭遇。在中国历史上，这些围在皇帝身边，被豢养着的唯知随班唱和、歌功颂德、做马屁文章，而写不出正经作品的御用文人，都十分害怕真有才华的人，怕他们夺走统治者的宠幸。所以，他们总是嫉火如焚地煽动皇帝整治同类。从王安石起始，其他在朝廷中枢掌握实权的也算是文人的人，绝对和苏东坡过不去，恨不能将他整死。

苏东坡被放逐海南岛，不一定是哲宗赵煦的意见，而是那些想整苏东坡的小人们变态的施虐心理作怪。据说，已贬往惠州的他，写过一首诗，题名《纵笔》：“白头萧散满霜风，小阁藤床寄病容。报道先生春睡美，道人轻打五更钟。”这首诗传到了京师，已经爬上高位的章子厚冷笑一声：“苏子尚尔快活耶？”于是，再贬儋州。陆游在《老学庵笔记》里说过：“绍圣中，贬元yòu（党）人苏子瞻儋州，子由雷州，刘莘老新州，皆戏取其字之偏旁也。时相之忍忮如此。”因为苏轼号子瞻，瞻字的偏旁为詹，就罚往儋州，苏辙号子由，由字与雷字下半的田字近似，就罚往雷州，刘莘老罚往新州，也因为莘与新两字的部分相同。于是，东坡先生就成了文人中流放的远得不能再远的一位。在《谪海南》诗的前面，苏轼写道：“吾谪海南，子由雷州，被命即行，了不相知，至梧，乃闻其尚在藤也，旦夕当追及，作此诗示之。”从这句话看到，那些握有权柄的小人式文人，出于对文学巨匠的嫉恨，迫害之情何等急切。从其挖空心思的刁钻行径看，绝对类似性功能不健全的太监们的阴毒意识。当他们操刀宰人的时候，你不能不赞叹此等心术不正之人竟能想出如此刻薄无聊的伎俩。所以，文学杀手比职业刽子手更毒辣阴狠，更卑污龌龊。

一方面，苏东坡的文学成就使得那些末流的作家诗人、不成气候的评论家，窃居权位的文化官员不由得自惭形秽，所以要寻衅生事，不遗余力地围攻，使他命途多舛；另一方面，他的正直不阿、真诚坦荡、敢于陈言、不避风险、在政治上决不随风转舵的性格，也使他不断地与权贵们发生冲突，而屡屡获罪。

王安石变法期间，苏轼与欧阳修、司马光一样，持保守观点。但他并不算是一个死硬的反对派，只不过在感情上拒绝那些峻急伤民的改革措施罢了。于是，他遭王安石党羽的打击，抓起来坐过牢。到了宋哲宗继位，太后执政，保守派得势，在全盘否定新法的浪潮中，苏东坡和别人不一样，他对变法中的若干可行措施，还是建议保留的，结果又受新贵们的排挤嫉恨。等到宋哲宗亲政，新派得势，他被放逐到岭南。到了惠州，他的政敌仍不放心，再次谪放，过琼州海峡，到儋耳。

真正的文学巨匠，和那种只求自己一帆风顺、得其所哉而宁肯做违心事、说违心话的作家诗人不同。倒不是苏轼不肯低下那高贵的头，而是他的良知使他无法屈从于那些肆虐的小人型文人。所以，终其一生，是在不断地吞吃苦果，于颠沛流离中度过。他也明白，这是改变不了的。有一次，他下朝归来，扪着腹部问随从，我这里面是什么？只有一个人的答复使他满意，那就是追随他大半辈子的朝云，一个非常聪明的女子。她说：“那里装的是一肚子不合时宜。”

古往今来，所有合时宜的作家诗人，谁不是风花雪月、逢场作戏、版税照拿、名利双收，活得很滋润、很开心呢？但太聪明的作家，太合时宜的作品，往往经不起时间的考验，难逃镜花水月、转瞬即逝的命运。然而，不合时宜的东坡先生，尽管在仕途上浮沉跌宕，在文学之路中遭际险恶，但他却给这个世界留下了不朽之作。在中国文学史上，这种“我以我血荐轩辕”，甚至把命都送了的作家诗人，还不知有多少？也许这正是中国文学的精华神圣所在，如果文人都聪明得要死的话，都在玩文学，也就不会有文学了。若是只剩下庸俗与趋炎附势，文学史恐怕就要空白了。

被迫流放的东坡先生，携儿子苏过，终于在绍圣四年的六月十一日过海，到了流放地。现在的省会海口市，是在清康熙年间才设营建治，在宋代，充其量不过是大一点的渔村而已。这里是不是苏轼踏上海南的第一落脚点，如今已无从稽考。半个月后，他们才乘牛车到达昌化军。这种黎族农家的牛车，轮高辐宽，现在还可以在通什的博物馆里看到。公元11世纪的海南岛，没有现在的环岛高速公路，只有这种缓慢的交通工具。一路颠簸，行程困顿，对年过花甲的戴罪之身来说，绝不像现在环岛游那样风驰电掣的潇洒。我们可以想象，在牛车上的东坡先生一路而来的心境。

临行前，他在《与王敏仲书》中，流露出一种感伤的情绪：“某垂老投荒，无复生还之望，昨与长子迈诀，已处置后事矣。今到海南，首当作棺，次便作墓，仍留手疏与诸子，死即葬于海外。”在《到昌化军谢表》里也说过：“并鬼门而东骛，浮瘴海以南迁。生无还期，死有余责。……宜三黜而未已，跨万里以独来。……孤老无托，瘴疠交攻，子孙恸哭于江边，已为死别；魑魅逢迎于海外，宁许生还。”对他来讲，流放海南比之流放岭南，更无生还中原之望。尤其是他最心爱的厮守半生的朝云，已经病亡惠州，剩下形单影只的他，独处蛮荒野域，难免惆怅。

但是，展现在眼前的那崭新的生活，还是给感觉敏锐的诗人带来创作的兴奋。经儋耳山时，停车伫望的他就涌上来压抑不住的诗兴：“突兀隘空虚，他山总不如。君看道旁石，尽是补天余。”

以“补天石”自期的这首小诗，表明了这位远放海南的文豪在精神上开始振作起来。九月十二日与客饮薄酒小醉，试笔自书时，更跳出个人局促的视野，升华到俯仰天地的高度。“吾始至南海，环视天水无际，凄然伤之。曰：‘何时得出此岛耶？’已而思之，天地在积水中，九州在大瀛海中，中国在四海中，有生孰不在岛者？覆盆水于地，芥浮于水，蚁附于芥，茫然不知所济。少焉水涸，蚁即径去。见其类，出涕曰：‘几不复与子相见。’岂知俯仰之间，有方轨八达之路乎？念此可以一笑。”（朱弁《曲wěi旧闻》）于是，他释然了。“余生欲老海南村，帝遣巫阳招我魂。杳杳天低鹘没处，青山一发是中原。”从此，他不作归计了。

在儋耳住下来的东坡先生和儿子苏过的生活当然非常艰窘。在《与侄孙元老书》里写道：“老人（自称）住海外如昨，但近来多病瘦瘁，不复如往日，不知余年复得相见否？……又海南连岁不熟，饮食百物艰难，及泉、广海舶绝不至，药物zhǎ酱等皆无。厄穷至此，委命而已。老人与过子相对，如两苦行僧尔。然胸中亦超然自得，不改其度，知之，免忧。”在《与张逢六首》中，也谈到了他的生活景况：“海南风物，与治下略相似。至于食物人烟，萧条之甚，去海康远矣。到后，杜门默坐，喧寂一致也。”

那些放逐他的人，并不曾忘怀他半刻。凡小人得志，无不滥施淫威，这大概是规律了。在文坛上，我们也有幸见过那些忽然间春风得意的人物，来不及报复的悻悻状，是很可笑，又很可恶的。苏东坡已经流放到海南岛了，这班小人还不能释怀。初到昌化军，连房子都没一间，父子俩借居在官屋里度日，然而，想不到，没过几天，就下令把他们驱逐出来。“无地可居”的苏东坡，真得感谢海南岛的亚热带气候，使他能够“偃息于桄榔林中”，躲一躲日晒雨淋。热情好客的海南人，当然不能看到一代文豪在树林里存身。崇敬这位大文豪的海南学子，自动聚集起来，运木培土，给他盖了可以遮风避雨的所在，这就是人间自有真情在了。《宋史》本传记载：“先生安置昌化，初僦官屋以庇风雨，有司犹谓不可。则买地筑室，昌化士人畚土运甓以助之。”苏轼在《与程秀才书》中也说道：“近与小儿子结茅数椽居之，仅庇风雨，然劳费已不赀矣。赖十数学生助工作，躬泥水之役。”这里所说的士人、学生，该是本地的文化人了。他们亲自劳作来帮助东坡先生，这实在是令人感动的场面，可见正义和公理，还是植根在真正的知识分子心中。他们没有力量使受崇敬的文豪走出政治的困境，但能够解囊或倾力时，是一点也不吝惜的。

恐怕也不仅仅是宋代，很长时间内，海南岛的生活物资显然全赖泉州、广州支撑供应。一旦阻隔，便是他在《儋耳四绝句》中描述的困苦之状了：“北船不到米如珠，醉饱萧条半月无。明日东家知祭灶，只鸡斗酒定膰吾。”看样子，那些未必是他读者的海南黎族乡民，倒也异常热情地款待这位落魄liáo倒的东坡先生。在中国这块国土上，那些最底层的没有什么文化的一群，倒可能比有文化的人多一份同情之心。主人慷慨，贵客多情，有鸡可食，有酒可饮，醉饱之余，连回家的路也认不出来了。于是，他一路踉踉跄跄走来，一路咏哦着他的诗篇：“半醒半醉问诸黎，竹刺藤梢步步迷。但寻牛屎觅归路，家在牛栏西复西。”

看来，生活的困难压不倒东坡先生那“超然自得，不改其度”、“杜门默坐，喧寂一致”的精神。他在海南，日子并不孤寂。“寂寂东坡一病翁，白须萧散满霜风。小儿误喜朱颜在，一笑哪知是酒红。”在老百姓中间，更寻找到他的新快乐。“总角黎家三小童，口吹葱叶送迎翁。莫作天涯万里意，溪边自有舞雩风。”作家惟有在这里，才能得到善意的回应，而在小人型文人那里，除了一张冷脸外，还得提防背抄着的手里，会不会有一把刀？

所以，在他心里，留下了对海南最佳的印象。据宋人范正敏《遁斋闲览》载：“东坡自南海还，过润州。州牧，故人也，出郊迓之。因问海南风土人情如何？东坡云：‘风土极善，人情不恶。’其初离昌化时，有十数父老皆携酒馔，直至舟次相送，执手涕泣而去。且曰：‘此回内翰相别后，不知甚时再来相见。’”

这世界所以值得苏轼留恋，也许是因为公道还在人心吧！

所以，他后来终于因赦离开海南岛的时候，写出了“我本儋耳民，寄生西蜀州。忽然跨海去，譬如事远游。平生生死梦，三者无劣优。知君不再见，欲去且少留”。从这首诗不但看到他的乐观主义和坦荡胸襟，也看到他三年流放期间对海南岛的感情。在《过海》一诗中，他更无悔他的第三次流放，这恐怕是那些小人始料未及的：“九死南荒吾不恨，兹游奇绝冠平生。”给了海南岛最高的评价。到了广西合浦后的一首诗中，甚至说：“携儿过岭今七年，晚涂更着黎衣冠。”再次回到大陆的苏东坡，索性把自己看成是海南岛的黎家人了。那些“忌恶挤排”的小人，本来想置他于死地的，也想使他的文学湮没在蛮乡夷域，了无所闻的。但是，他们没有料到，终生颠沛流离，走遍大半中国的苏东坡，渡海以后，他的文学成就，益发地辉煌，从而奠定他在中国文学中的不朽地位。

宋代的朱弁在《风月堂诗话》里写道：“东坡文章，至黄州以后，人莫能及。唯黄鲁直诗，时可以抗衡。晚年过海，则虽鲁直亦若瞠乎其后矣！或谓东坡过海虽为不幸，乃鲁直之大不幸也。”同是宋代的文学评论家胡仔在《渔隐丛话》一书中说：“吕丞相跋《杜子美年谱》云：‘考其笔力，少而锐，壮而肆，老而严，非妙于文章，不足以至此。’余观东坡自南迁以后诗，全类子美夔州以后诗，正所谓‘老而严’者也。子由云：‘东坡谪居儋耳，独喜为诗，精炼华妙，不见老人衰惫之气。’鲁直亦云：‘东坡岭外文字，读之使人耳目聪明，如清风自外来也。’观二公之言如此，则余非过论矣！”

苦难磨练作家，也造就作家，这在中国或者世界的文学史上，绝不是偶然现象。过海以后的苏东坡，他的笔墨更是达到出神人化的地步。应该说那最终流放地的海南岛，人杰地灵，催发他的文学神思吧！而那些企图扼杀文学的跳梁小丑，虽然不可一世地侮弄大师，最后还不是被缚在耻辱柱上，受到永远的奚落？海的伟大，就在于浩瀚，即使有几条墨斗鱼喷出一点肮脏的汁水，会影响水天一色的蔚蓝吗？所以，一部文学史，无论小人怎么跳踉，文学都是不会死亡的。大师永远活在读者心中，而墨斗鱼呢？对不起，谁也记不起来了。

也许，这就叫做历史的真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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