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代秘史：崔御史甘做义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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明朝熹宗天启四年(1624年)九月的一个黑夜，一个穿戴青衣小帽的汉子，仓皇地直奔东厂太监魏忠贤的宅第。进了魏府，此人便拜倒在地，向魏忠贤长跪叩头，涕泪横流，乞求哀怜，并甘愿为魏忠贤的干儿子，口口声声称魏阉为“父亲”。此人名崔呈秀，是巡按淮扬御史。身为宪臣、朝廷命官却甘为阉宦之子，其中定有难言之隐。
崔呈秀(1571年―1627年)，河间蓟州人(今北京市蓟县)。神宗四十一年(1631年)进士，尔后授行人职。天启初年，升为御史，巡按两淮一带。
崔呈秀为人“卑污狡狯，不修士行”，并且善于见风驶舵，投机取巧。他看见当时东林党人势力盛，朝政又多为东林派人士所执掌，便企图力荐李三才入阁，以取悦于东林人士，使自己能混迹东林，借此掩饰丑行，继续干贪赃受贿的勾当。但崔呈秀这番乔装打扮未能奏效，他既奸且贪的本相，早已被东林人士所识破，因而拒之门外不纳。
崔呈秀在两淮任御史期间，官虽不高，但“贪污甚着”，“有狼藉声”，淮扬士民无不指斥说，从来巡方御史还没有像崔呈秀这样“贪污可鄙”。不管是强盗还是各色罪犯，只要向崔呈秀贿赂三千金，“盗以贿释，犯以贿免”。一些政绩浊乱，应该受到参劾的官员，由于行贿崔呈秀多获免；一些才品俱劣，不应举荐为官者，也获得荐举。霍丘知县郑延祚，是个贪鄙之徒，行将受到参劾，但因贿崔呈秀千金而获免。郑延祚从中看出了崔呈秀的贪财易与，于是再行千金，竟获荐。“则是摇山撼岳之威，只供其御货攫金之用。”“其行事多类此”。在他为巡按淮扬御史期间，“出巡每有节省之费，透支至一万四千两，各县赔补甚苦。”崔呈秀如此贪赃枉法，自然难逃众人耳目。天启四年吏科给事中魏大中首“发其遗”，揭露了崔呈秀贪赃受贿的丑闻。
天启四年九月，左都御史高攀龙回道考察，御史袁化中又据实反映了崔呈秀“赃私狼藉”，于是由御史李应升代为草疏，高攀龙题名上奏，“发其秽状”，“以洗巡方之耻”，吏部尚书赵南星“议戌之”。崔呈秀终被“革职听勘”。崔呈秀由此大为窘迫，如同热锅上的蚂蚁，惶惶不可终日。然而奸佞毕竟有一套“厚颜无耻”的本事，他准备为此再作一番挣扎。一天昏夜，他鼓起勇气敲开了李应升家大门，向李应升长跪求情，李应升“正色固拒，含怒而去”。崔呈秀求情未果，由此怀恨在心。但他也从自己这次找错门路中学“乖”了，转而投靠阉宦魏忠贤，于是就发生了开头所讲的那一幕堂堂御史甘为阉宦干儿子的丑剧。可见崔呈秀从踏上仕途的第一天开始，就是极不光彩的。
当时的崔呈秀，的确是有求于魏忠贤；但其实魏忠贤亦有求于崔呈秀。两人可说是臭味相投，一拍即合，相互利用，狼狈为奸。当时魏忠贤虽说是得到熹宗的宠信，又有客氏撑腰，以司礼秉笔太监兼督东厂，但当时由于东林势盛，因而魏阉在朝廷中还是相当孤立的，并且正被廷臣交攻：御史李应升揭发他在宫内练兵；给事中霍守典揭发他滥讨建生祠的费用；御史刘廷佐揭发他肆意增加荫封恩赏；给事中沈惟炳揭发他私立刑具。魏忠贤虽然矫旨对这些廷臣严加诘责，但东林首领之一，副都御史杨连却不向邪恶低头，向魏阉发动了更大的攻势，冒死上奏，劾魏忠贤二十四大罪。在杨涟受到昏庸的熹宗严旨切责后，魏大中、许誉卿等七十余人又继续交章揭发魏阉的种种不法行为。“当是时，忠贤愤甚，欲尽杀异己者。”但由于在朝中缺乏党羽，显得力不从心，“才思得外廷为助”，正好碰上崔呈秀乞为养子，“得呈秀，相见恨晚，遂用为腹心”。崔呈秀更想乘机进行报复，立即向魏阉献策说：“不去(赵)南星及攀龙、涟等，我两人未知死所。”魏忠贤亦“大以为然，遂与定谋”。从此，他们内外勾结，撮成阉党，以对抗东林，崔呈秀是；魏忠贤则是如虎添翼，相互借助，党同伐异，狼狈为奸，干尽了坏事。
当时崔呈秀和魏忠贤共同的大敌，便是朝中那一批坚持正义的东林人士。要想倾倒东林，就必须在廷臣中大力扩张阉党势力。崔呈秀在复职后所充当的就是这样一个角色。他死心塌地替魏党网罗更多的党羽，使他们成为魏阉迫害东林、排斥异己的谋士、打手和鹰犬。所谓“物以类聚，人以群分”，在崔呈秀彭大祥书画作品重新当上御史后，首疏举荐了自己的心腹孙杰、吴谆夫以及王永光等人，接着，又上疏请令京官自陈，其实这是借助魏阉的淫威，逼令更多的廷臣作违心的表态，致使清流遭摒斥、奸佞贪秽的小人却纷纷被荐起用，从而加快了扩张阉党、削弱东林的步伐。由于崔呈秀与魏忠贤的关系极为密切，那些有种种恶行的丑类，便效法起崔呈秀当年的行径来，纷纷深夜登门造府，纳贿求情，并通过崔呈秀而免祸走运。因而一时崔门“蝇集蚁附，其门如市”，皆拜为门下士，都想通过崔呈秀这条门路与魏忠贤相勾结。之徒的纷纷而至，使崔呈秀更加肆无忌惮，好不威风。
又由于崔呈秀第一个拜魏阉为父，在廷臣中刮起了一股歪风，此后，这股歪风邪气便越刮越大，陆续有阁臣魏广微认为魏侄，顾秉谦、阮大铖、倪文焕、杨维垣等皆拜忠贤为父、客氏为母。这群奸佞小人掌了权后，探听朝内外大小事情，“丝微必报，如有所发，赀命立尽”。他们又利用东厂等特务机关迫害无辜，弄得朝廷上下人人自危，重足而立，以致奸人当道，是非不清，吏政更加腐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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