空难发生后，他们靠着什么度过了72天最终等来了救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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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72年10月12日，乌拉圭的一支业余橄榄球球队老基督徒球队租用乌拉圭空军571号包机，前往智利首都圣地亚哥，参加一场橄榄球比赛。纳多·帕拉多，时年23岁，是当时老基督徒队的一员。他后来回忆说：“在我们出发去圣地亚哥的前夜，队长告诉我们，飞机上有十个空座位。如果谁愿意带家人或者朋友，那就去吧，他们可以免费坐飞机。”于是帕拉多带上了母亲泽尼亚和妹妹苏茜，他没有想到，这却是一条不归路。

当天，飞机飞到安第斯山脉附近时，天气变得很糟。飞机在阿根廷的门多萨临时降落。第二天早上，飞机从门多萨起飞，飞往圣地亚哥。下午3点多，飞机突然开始轻微颠簸。大部分乘客并没有在意，但是飞机颠簸得越来越剧烈，甚至连飞行员也没有意识到，此时飞机已经偏离了航线。此时，整个山脉上空云层密布，飞机按计划应横过安第斯山，到库里科去，之后再转向北，飞往圣地亚哥。然而，在茫茫云海中，飞机撞上了安第斯山脉深处的一座无名山峰，飞机尾部被撞飞，机身前半部分顺着山坡滑落。由于特殊的U型坡度和厚厚的积雪，飞机最终停了下来。45名乘客，33名得以幸存，包括帕拉多和他的妹妹，但两名飞行员都不幸遇难。没有人能告诉这些幸存者他们当时在哪儿。



最初的几个小时里，我几乎没有什么感觉。后来天渐渐亮了，意识也随着血液慢慢流回我的大脑，我听见周围有人声。 眼前的影子渐渐化成一个人的脸，我看到一对深褐色眼睛上面的一蓬乱发。我慢慢伸出手去摸自己的头，发现头发被干了的血块粘在了一起。周围的人在轻轻地耳语着，我终于明白了一件事：我们的飞机坠毁了，我们掉进了大山里。机上45人活下来的只有28人，我最好的两个朋友和与我同行的母亲都死了，19岁的妹妹苏西奄奄一息。 到了第8天下午，我用手臂揽着苏西，突然感觉到了她的变化，她脸上的忧愁渐渐淡去，然后停止了呼吸。 我从没有过这么强烈的孤独感，我才只有22岁，母亲死了，妹妹也死了，最好的朋友也死了。我们中的多数都只是些从18岁到22岁的、涉世未深的年轻人，然而我们却被抛弃在这荒山野岭中，饥饿、伤痛，还有寒冷，这是我有生以来第一次感觉到死亡的威胁。



机上的副驾驶员在生命垂危之际曾喃喃道：“我们已经飞过了库里科。”库里科是智利首都圣地亚哥南面100英里的一个小城市。照此推断，只要越过西面最高的这座山峰，向西就是智利。这给我们带来了希望。 但是，首先要想办法活下去。进入冬季的安第斯山，决不是适合人类生存的地方，寒冷折磨着我们，高山空气稀薄，肺得不到足够的氧气，高山的阳光充满了强烈的紫外线，嘴唇和皮肤都起了泡，厚厚的积雪让我们举步维艰，稍一走动，雪就没到臀部。坠机后，队长马塞洛召集未受伤的人组成搜救小队，将几十个被困在机身里的乘客解救出来。两个学过医的队员罗伯特和古斯塔沃帮着照顾伤员。有的人伤得很重，一个名叫恩里克的球员被一根6英寸的钢管刺穿腹部，古斯塔沃替他将钢管从身体里猛拉出来时，连带着拉出了几英寸长的肠子!但性格坚韧的恩里克不顾自己的伤痛，马上又去帮助其他人。

终年积雪的安第斯山峰，夜晚温度低至零下30℃。第一夜，5个重伤的幸存者在严寒中死去。空难幸存者爱德华·斯特劳克回忆起第一夜的经历时说：“我们把所有尸体从机舱拖到外面，这样我们在机舱里就有更多的空间。”这些幸存者用摔坏的行李和木椅堵住飞机的破洞，再用雪塞住缝隙处，把飞机座椅上的座套拆卸下来缝合在一起，裹在身上保暖。晚上所有人挤在一起，脸对着脸睡觉，这样呼出来的热气就可以喷到对面人的脸上。我们都带有打火机，可以轻易地生起火来，但身边却没有可以燃烧的东西。我们甚至烧掉了我们所有的纸币———大约7500美元被付之一炬用来取暖。然而这样也无法阻挡不断有人死去。在夜晚，飞机残骸外面的温度低至零下30℃，飞机里面的温度也只有零下25℃。帕拉多说：“我们每个晚上都祈祷明天会有太阳。”然而，因为无法得到及时的医疗救助，苏茜还是在空难发生两天后永远地告别了这个世界。

生死契约

在空难发生后的前10天，幸存者都满怀希望。然而在第10天，收音机里传来消息，搜寻幸存者的行动已经停止。空难幸存者卡里托斯·帕泽在纪录片《我活着》中讲述当时的心情：“在被救援的希望破灭之后，留给我们的只剩下漫长的煎熬，希望彻底破灭了。”此时他们早已吃光了所有的食物，随身携带的巧克力和沙丁鱼罐头已经没有了。帕拉多回忆说：“有人看着我说，我想把飞行员吃掉。”这天傍晚，27名幸存者聚集在一起，立下了一个“恐怖协议”——“如果我死了，你可以吃掉我。”空难发生后第10天，幸存者开始以尸体果腹。据帕拉多后来在回忆录中说，当飞机坠毁后，惊恐、沮丧和寒冷麻木了幸存者的食欲，直到一周后，他们才感觉到饥饿。幸存者的食物很少：几块巧克力、什锦点心和几瓶红酒。坠机后的几天里，众人将食物分成很少的量，以免把他们微薄的补给用尽。费托还设计一种把雪融成水的办法，他把雪放上金属座位。用阳光把雪融掉后滴入空酒瓶。即便分配很严格，他们的食物还是很快地减少。白雪皑皑的山上不会有天然植物或动物存活。众人作出集体决定，吃死去战友的尸体。这个决定不是轻易做出的，因为大多死难者都是亲密的朋友和同学。一开始，他们试图找行李箱上的牛皮或飞机座垫下的稻草啃吃果腹，就在所有可吃的东西都吞下肚时，帕拉多的眼睛看到附近一个小男孩身上的伤口，他立即意识到，如果想活命，他们接下来只能吃人肉。 帕拉多说：“在当时那种情况下，人类社会的规则不再属于我们，山中的规则由大自然决定，我们为了生存必须适应这一规则。一开始我们有27个人从坠机中生还，我们将手全都搁在一起，组成了一个圆圈，然后我们立下了这个协议。”

又遇灾难

然而，不幸却持续降临。10月29日，空难发生后第16天，一场雪崩冲毁了幸存者们赖以生存的机舱残骸，8人当场遇难，另外19人在机舱中被困3天后爬出雪堆;11月15日，空难发生后34天，又有3名体弱和受伤者死去，幸存者只剩下16人。帕拉多想起当时的情景至今仍然心有余悸：“等待充满恐惧，从某种角度来说，等待就意味着被判了死刑。我一直对自己说，我必须尽快离开这里。”

12月12日，空难发生后第61天，包括帕拉多在内的3名幸存者决定走出最冒险的一步，也是唯一可能的一步——翻越西边的高山，寻找救援。2名幸存者的想法很简单，与其坐以待毙，不如一直走下去，直到自己停止呼吸。经过9天的艰难跋涉，度过了极度的疲惫和深夜的严寒，帕拉多和他的同伴终于走出了高山雪线，走进了河谷地带。12月20日，他们看到一个骑马人的身影;3天后，12月23日，救援直升机救出了所有幸存者。16名幸存者的获救，被称为“安第斯奇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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