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闺秀聪慧到祸国女皇的慈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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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为中国几千年历史长河中屈指可数的几位女人主政者之一,慈禧统治中国达48年之久。在她当政的半个世纪,中国饱受内忧外患之扰,历经鸦片战争、甲午海战、洋务运动、戊戌变法、义和团运动、八国联军入侵等。慈禧留给世人的印象大多与“祸国殃民”有关。
　　面临岌岌可危的没落王朝,慈禧作为一国之君当然负有不可推卸的责任,但若因此对她的平生通盘否认,好像并不符合辨证的历史观。卸去“女皇”的身份,作为女性的慈禧,其成长经历、性格特点、感情世界更能作为她平生功过的佐证。
　　二位与清代历史有着不解之缘的学者之所以有这样一次面临面的交流,始于向斯方才问世的新作《女性慈禧》。多年来醉心于中国宫廷历史文化研究的向斯,大学结业后便到故宫工作,乾隆帝王的母亲当年生活起居的寿安宫是他的办公地址。每天出入于紫禁城,终日浸润在殿宇楼阁、历史文籍中,向斯有着得天独厚的前提接触更多的史料,更详细地感觉旧日的荣华起伏。“在故宫待久了,史料看多了,历史在我心中就鲜活起来。”向斯如是说。
　　在《女性慈禧》中,向斯用小说般的笔法,从“女性”这重身份看慈禧,以详细到对话与心理活动等细节来描摹慈禧的平生,文字中穿插的诗句、唱词、奏章等以及每卷末附上的参考资料索引则凸显向斯严谨的学术立场。“我看了大量有关慈禧及当时代的史料、档案和文人笔记,在书中尽大概地还原其原来面容。书中险些每一章每一节都有史料出处,并无戏说的成分。”可以说这种既感性又理性的写作风格赋予慈禧其人在平面的历史人物之外更立体的形象。
　　聪慧精美 刚柔相济的女性
　　谈到对历史人物的臧否,阎崇年强调,“历史只能正说不能戏说。评判一个历史人物,牵扯到的资料囊括正史、野史、档案、口碑。这些内容都有不可信之处,都需要加以判别,去伪存真。历史研究工作者的工作就是通过自己掌握的史料,将历史真相尽大概地还原,这样再撰写历史就会靠近真实”。从鸦片战争之后到辛亥革命之前,整个中国近代史都与慈禧有关,关于慈禧的材料更是繁多,“向斯从那么多材料中爬梳出来,抽出一些骨骼血肉完成一部传记,是需要多年的累积能力达到的。”阎崇年对向斯付出的劳动表示钦佩。
　　向斯以为,从事历史研究的人,都在尽大概地根据自己掌握的史料来恢复历史人物的原来面目,并不带有太多的个人色彩,当然完全不带个人色彩是不大概的。“《女性慈禧》是带有我个人色彩的人物传记。我利用我所能掌握的史料,把慈禧放在一个女性的位置,从她16岁进宫写到74岁归天,我心目中慈禧是什么样子,我就告诉人们她是什么样子。”
　　必于慈禧的出生地,今朝存在多种说法,通过自己对于有关慈禧史料的掌握,向斯在书中表示,慈禧出生于今天北京西四的辟才胡同——一个优裕的满族官僚家庭。童年的慈禧很是智慧,由于个性过于猛烈,并不太受爹妈痛爱。在喜欢《诗经》的父亲的熏陶下,从小就对诗文绘画感乐趣。家里给慈禧请了老师,她四岁就开始学诗文学画,直到16岁入宫,这为她打下扎实的文化底子。等到慈禧26岁成为太后,经常在储秀宫里和其他妃子及太监吟诵诗词,抚琴作画。
　　慈禧精通音律,能唱好多民歌,又熟读《诗经》、《论语》等古代文籍,纵然面临咸丰帝王也能对此侃侃而谈。“假如从一个女性的角度,慈禧算得上苍生丽质,有出众的聪明和超群的胆识,特别是具有驾御政权和役使群臣的统治能力。生活中的慈禧爱洁净,作息极有规律。富于情调,喜好异常普遍,举凡念书、画画、散步、听书、看戏、养小动物、栽花种草以及衣饰、美容等等都很热衷。这些都是十分健康的、有益的情趣。”向斯这样归纳慈禧的另一面,“她险些没有任何不良喜好,是一个生活上很健康,内心很精美的女性”。
　　抛开生活情趣上的种种,慈禧又是个性格柔中带刚的女子。这样的性格加上过人的聪慧,使她得以在后宫粉黛中脱颖而出,从16岁入宫获封懿贵人到26岁成为皇太后,无不闪现着慈禧把握时机的才能。向斯介绍,慈禧很赏识康熙帝王的名言:心欲细而胆欲大。她的人生原则是:谁让我一时不痛快,我要让他平生都不痛快!这一点在她的平生的决议中多次体现。
　　只管书中对慈禧的感情世界着墨不多,但她与荣禄的缘分仍旧令人注目,他们之间到底是如何的关系？“不妨把我对慈禧的观点当成一家之言,但我并无戏说的意思。据史料纪录,慈禧的初恋恋人确是荣禄,他们之间的缘分也是有据可查的。”向斯严肃地说:“咸丰二年的时候荣禄还只不过是个八品官,在这个地位上好久没有升迁,自从慈禧掌权并发现他,他便官运亨通,很快升至一品留京王大臣。为什么生性多疑的慈禧如此信任他？为什么在慈禧最危难的时候,从祺祥政变到逃亡西安,荣禄老是及时呈现在她身边？”不能否定,荣禄是慈禧平生众多的谜案之一。
　　有功有过 自私误国的“女皇”
　　慈禧16岁入宫,咸丰帝王很快就发现,少女兰儿（慈禧）有着惊人的政治热情和用人天赋。于是,咸丰帝王乐于享受,任由兰儿参与政务。二十出头的慈禧就已经铺开她波涛起伏的政治生涯,她经历了四位帝王,从贵人到贵妃到太后,一步步靠近并掌控政治大权。对中国近半个世纪的统治,慈禧既有努力、开通的一面,更多的是自私、狭隘、专权。随着她年华老去,大清帝国也终于走到尽头。
　　向斯以为,作为“女皇”的慈禧并非一个孤立的人物,她的平生同那个时代精密相关,要想在研究中更靠近她执政生涯的真实,就要对她历经的四位帝王、曾国藩、左宗棠、荣禄等同时代重要历史人物的史料有所掌握。向斯无意在书中为慈禧“昭雪”,他只是以为应把慈禧执政中有限的努力、进步一面转达给读者:她斗胆使用汉人,重用曾国藩、李鸿章、左宗棠、胡林翼等官员;她平定了太平天国,使大量有能力的汉人进入封疆大臣的行列;她主张对洋人采取强硬立场;她果断反对咸丰帝王北逃热河;光绪26年,八国联军兵临城下,她勉励光绪帝王斗胆春联军宣战;她强调女性的独立精神,以为女性应该念书识字,女性应该有自己的生活空间……
　　“慈禧的平生当然有她努力的一面。”阎崇年同样这么以为,“她重用了几个对山河社稷举足轻重的汉人,为国家积聚新的政治气力。她还在一定程度上均衡了满汉之间的矛盾。中国历史上第一批出国留学的幼童,也是在慈禧的支持下促成的。”
　　人们对慈禧“祸国殃民”的印象自然不是无缘无故的。“慈禧从26岁动员政变掌权到74岁归天,统治中国48年,从咸丰到宣统,清王朝是每况愈下的,她自然要对半个世纪的中国历史负责。不管这当中有几许客观原由,作为执政者,慈禧首先负有不可推卸的责任。”向斯说,“这期间中国无论是经济、军事仍是科技方面,都发展迟钝。对内同太平天国的斗争,面临西方外敌的入侵,一次次签定不同等公约,慈禧始终没有很好的对策。因此给人感受她是个不可原谅的历史罪人。”
　　对于清末的这些问题,阎崇年愈加详细地谈及慈禧的个人责任:“首先是对恭亲王奕和荣禄的使用。奕偏心于革新,荣禄偏心于守旧,可是慈禧把奕废掉,自然就堵塞了国家革新的道路,重用荣禄就使国家朝着愈加守旧的方向而去。面临戊戌变法,慈禧过于强调个人权威的掌握,没有以国家、民族大局为重,搞政变把光绪囚禁起来,把主张改革的人杀的杀关的关,驱赶的驱赶。慈禧在光绪年幼的时候"垂帘听政’对稳定政权尚算有些意义,但在皇位继承问题上,慈禧的做法是历史的倒退。努尔哈赤、皇太极时期,皇位继承要路过贵族会议讨论,另有一点贵族的民主,仍是为了国家、民族选最优秀的继承人。而慈禧选择皇位继承人局限在爱新觉罗和叶赫那拉两姓的交叉点上,这自然选扁绪,不是选优而是选亲。别的,慈禧对义和团运动处置不妥,没有在政策上很好地化解矛盾。
　　不过阎崇年还以为,清朝最终覆亡,可以说是多因一果,责任并不完全归罪于慈禧,假如那时让同治或光绪来执政,也未必就能改变清王朝的状况,也许中国衰落得会更厉害。毕竟慈禧仍是擅长用人的,也能拉拢一批人才,维持国家机械的根本运转。“清太祖努尔哈赤当年既播下了康乾盛世的种子,也埋下了光（绪）宣（统）哀世的基因。那些基因不断变化发展,最后导致的结果就是清朝死亡。”阎崇年语重心长地说。
　　在女人和政治人物之间,全面地还原慈禧并不是件轻易的事。她是一位柔中有刚,刚中有柔的女性,她的政治人生中富于女人色彩,宫闱生活之中又有着“女皇”的印记。“一个精美的女性,一个富于个性的女性,一个无所害怕的女性;一个斗胆的女性,一个不顾后果的女性,一个败家亡国的女性。”大概向斯对她的这句评价更靠近真实的慈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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