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代大师王阳明如何启蒙明治维新前的日本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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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1868年明治政府成立,到1895年甲午战争, 扳倒大清国用了27年。明治维新的三大政策是文明开化、殖产兴业、富国强兵,回顾历史必须承认,「文明开化」政策获得了成功。如果说封建社会的众生百姓接受观念上的改变离不开 学者的努力的话,那么,那些学者、政客们又是被谁启蒙的呢?其实明治维新前200年,日本社会就经历了一次重要的启蒙过程,启蒙者是 心学 (1472-1529)。17世纪初,有关 的书籍传入日本。最早接受阳明学的是江户时期的下级武士中江籐树(1608-1648)。1622年他擅自「脱藩」,在家乡近江开办「籐树书院」,以极大热情投身平民教育。他破除等级观念,宣扬官民平等的理念,被称为「近江圣人」。他门下阳明学者辈出,大弟子熊泽蕃山于1670年开办「冈山藩学」,这是日本最初的武士子弟学校,江户后期还教授「兰学」(西洋知识)。
到明治维新前,不论社会上或幕府内部,能叫得上名的阳明学信徒不下百人。其中有武士(比如山县有朋,日本陆军创始人)、商人(涩泽荣一,「日本企业之父」)、学者(福泽谕吉,思想家,「脱亚论」者)、政治家(伊籐博文,日本首任首相)、危险分子(吉田松阴,「征韩论」者)等,他们都是那个时代的风云人物。
阳明学的重要特征是开启思辨,自我认知。和朱子的「性即理」不同,朱子要人们去情欲,居静深思,以「格物致知」; 则认为,人的性和情不可分离,两者构成了「心」,所以「心即理」,而「理」又分「外理」和「内理」。人的「心」只要符合「内在的理」,就是自己充分理解的、通过自己的实践可以解释通的道理,就是完成了「心」与「理」的统一,而不必刻意追求「外理」,即便是经书中圣人阐明的道理。在王阳明看来,「愚夫愚妇皆圣人」,前提是「致良知」。现实社会里,代表良知的「诚意」比「格物致知」更重要。而「良知」不是静思得出,而是生活中磨炼而来。所谓「知行合一」,「致良知」必「事上磨炼」。
阳明学对人的观念产生巨大影响。宋代以后读书是唯一的出路,但实际上只有少数人可以做到。阳明学认为良知在身胜于读书,平民也可以成为圣人。其次,阳明学开通了肯定人的欲望的大门。 中后期商品经济发达,社会发展,生活安定,人们的思想多样化,这个现实是不容忽视的。第三,重视朋友关系。王阳明通过讲学的方式,广交朋友。儒家的五伦父子、君臣、夫妇、长幼、朋友中,前4个在地位上是上下关系,而朋友关系则是平等的。
日本庆幸自己没有建立起科举制度,不管是朝廷还是幕府都不用豢养大批文人,也就没有学说思想的垄断。清贫的文化人相对自由,代表庶民观点的阳明学说很容易被接受。当然,江户时代的官学依然是朱子学。但在儒佛共存的日本,儒家理论高空虚渺,幕府政治的凝聚力日渐低下。改变这一现状的是另一位儒学 ——朱舜水(1600-1682),他和王阳明是同乡。
1644年明朝亡国后,反清遗臣朱舜水逃亡日本。水户藩二代藩主德川光国敬仰朱舜水的才德,将他迎到江户(东京),行弟子礼,舜水开始在日本讲学。舜水追求务实,实理实学,批评日本朱子学空洞务虚。朱舜水身居异国,向弟子警示明朝灭亡的道理。德川光国从朱舜水那里吸取了儒家的忠君爱国、大义名分思想和重史、尊史、尚史的史学思想。此后,德川建立的日本「水户学」,成为明治维新以来近代日本社会主要精神力量。此外,不论日本省庵学的鼻祖安东守约,还是古学鼻祖山鹿素行,都是朱舜水的高足。
朱舜水并不自诩阳明传人,他以极高的品格博得各界尊重,自由施教的学风使其与弟子间建立全新的友情。除了得其真传的弟子,间接受其影响的人也很多。当时践行阳明学「知行合一」者,必走舜水探求实理实学之路。
当然,日本社会的启蒙与江户以后重视实学教育也有关联。读书不是为了做官而是为了生存,是江户教育的一大特点。江户的寺庙在各地办学,通常都叫「寺子屋」。教的课程是,读(千字文、汉文)、写(信、告示、诉状、商品名、收条、借据等)、算(算盘、记账方法)。内容五花八门,将来只要有用就让孩子们学。到1850年,日本人的识字率已达70%-80%,而英国产业革命后期的识字率仅20%-25%。可以说日本社会已经基本完成迎接大变革的思想准备。
明治维新时期的著名启蒙思想家福泽谕吉也是阳明学的信徒。他认为,国家的独立首先必是民众的自立,有自主意识才能自立,能自立者一定会自强,而当他们接受「民主」、「自由」理念时会很珍惜,很好地运用。而自卑的百姓希望有德者管理社会,久而久之会从相信变崇拜再到迷信。福泽的启蒙书卖了300万部,相当于每10个日本人中就有一读过他的书。
遗憾的是,王阳明的「良知」这一基本准则没有被日本人深刻理解。日本强大后,自恃武力,走向歧途。福泽后来成为「脱亚论」的倡导者,他对中国和朝鲜不屑一顾,「人民不开化,作为敌手就不足为惧,作为朋友就不足利用」,他甚至说「日本应该站在欧美的立场去看待今天的支那和朝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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