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明王朝朱棣到底有多厉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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朱棣是明太祖朱元璋第四子，1360年5月2日出生，1367年正准备登基称帝的朱元璋决定给当时他已出身的七个儿子的乳名改为正式名字，就是在这一年7岁的四皇子正式被命名为朱棣。1376年17岁的朱棣和一帮兄弟奉父皇朱元璋之命去外地就藩，他的封地是燕京北平，封号燕王。就封燕王之后的朱棣致力于同逃回草原的蒙古北元旧部之间的战争以捍卫明朝边疆，在这一过程中他曾招降蒙古乃儿不花并生擒北元大将索林帖木儿，加强了他在北方军队中的影响。在朱元璋晚年太子朱标、次子秦王朱樉、三子晋王朱先后去世，作为四皇子的燕王朱棣不仅手握一方军政大权而且在家族尊序上也成为了诸王之首。

当初朱元璋在分封诸王时为抵御北方蒙古势力的卷土重来而刻意加强了捍卫北方边疆的秦、晋、燕、宁诸王的势力。在朱元璋晚年诛杀功臣宿将的过程中北方各地的军政大权逐渐为诸王一手操纵。1398年明太祖朱元璋驾崩，皇位由原太子朱标的嫡长子、朱元璋册立的皇太孙朱允炆继承。朱允炆刚一登基就意识到：自己那帮年富力强又手握一方军政大权的皇叔们压根就没瞧得上自己，于是他和自己的亲信大臣齐泰、黄子澄等秘密商议削藩，这就加深了以朱允炆为核心的明朝中央朝廷同以燕王朱棣为首的地方藩王之间的矛盾。

1399年七月朱棣设计擒杀了朱允炆安插在自己身边的北平布政使张昺、北平都指挥使谢贵，命令自己的护卫指挥张玉、朱能率兵乘夜攻夺北平九门，随即以”清君侧“为名发起了靖难之役。应该说靖难之役中朱允炆一开始是占尽优势的——毕竟他手中掌握着大明王朝的正规军，而朱棣手中只有北平一镇之兵。也许是因为朱允炆自以为稳操胜券竟命令前去平叛的将领”不许伤害燕王，不可使朕背负杀叔父的骂名“。朱棣得知此事后每每身先士卒冲锋陷阵，平叛大军因皇帝有旨而不敢冒犯燕王，以致于平叛大军总是在兵力占优的情况下被燕王的军队击败。尽管朱棣一再战胜前来讨伐他的军队，但他也无力扩大自身地盘，毕竟对手的实力比他不是强一点两点。就这样靖难之役打了三年之后朱棣的地盘没增加多少，而朱允炆的军队也因投鼠忌器而拿朱棣没辙，双方就这么相持着。在这样的局面下朱棣的谋士道衍和尚姚广孝建议他：不要一座城池一座城池地打，而是轻骑挺进直取南京。朱棣接受了这一建议，于是在1402年正月朱棣率师南下。四月燕军连破何福、平安师，五月克泗州、扬州。1402年六月江防都督陈瑄以舟师降燕，燕军渡江攻克镇江后直逼朱允炆所在的南京。负责南京城防的谷王朱橞与李景隆打开金川门主动迎接燕军入城，至此南京陷落，与此同时宫中发生了一场大火，建文帝朱允炆在这场大火中不知所踪。

1402年7月17日朱棣在假意拒绝臣下连续多次的反复劝进后宣布即皇帝位，但不是继承朱允炆的帝位，而是继承明太祖朱元璋的帝位（废除建文年号，建文四年改称洪武三十五年）。朱棣继位后首先要处理的当务之急其实和建文帝朱允炆一样——就是处理和地方藩王的关系：当初朱允炆就是因为处置不当逼反了朱棣，如今朱棣当了皇帝依然要削藩，只不过他做得更加巧妙。继位之初的朱棣先后复周、齐、代、岷诸亲王旧封以安抚诸王。但当其皇位较巩固之后就继续实行削藩之策：周、齐、代、岷诸王再次遭到削夺；迁宁王于南昌；徙谷王于长沙，旋废为庶人；削辽王护卫；削齐王护卫及官属，不久废为庶人。

朱元璋时代为强化皇权专制而废除了历代沿袭的丞相制度，从此中央六部直接由皇帝领导。这样做的负面效果是事无巨细都得皇帝亲力亲为，以致于皇帝自己加班加点也无法将政事处理妥当。有鉴于此的朱棣完善了内阁文官制度：在朱棣的掌控之下内阁与六部各司其职，国家最高行政命令从紫禁城发出，通过全国1936处驿站，全长143700公里的驿道，层层下发到国家每一个角落。这一制度后来被西方国家效仿，成为目前世界各国文官制度的原始雏形。

北平作为朱棣的起家之地而经营多年，朱棣继位后一直有心迁都于此。同时北平地处农耕文明和游牧文明的过渡地带一直是明朝的边防重镇，朱棣担心若定都南京会使后世子孙沉迷于江南的繁华富庶而忘却北方的边防安全，从而不利于明朝的整体国防建设。永乐元年（1403年）朱棣就下诏改北平为北京。永乐四年（1406年）北京方面的臣僚开始奉旨征调工匠、民夫上百万人，正式营建北京宫殿。永乐九年朱棣命工部尚书宋礼等修会通河。永乐十三年（1415年）五月平江伯陈瑄等开凿淮安附近之清江浦，使久废的运河重新畅通。永乐十九年（1421年）改京师为南京，北京为京师。十二月北京郊庙宫殿完成。次年正月朱棣在北京御奉天殿，朝百官，大祀南郊，至此明朝完成了迁都北京的全部工作。朱棣在北京营建了世界上现存规模最大、保存最为完整的木质结构古建筑北京故宫（当时称紫禁城），与此同时还修建了天坛、太庙等如今的北京地标性建筑。

朱棣迁都北京后组建了拱卫京师的三大营，其中的神机营就是明军中专门掌管火器的部队，这是中国乃至全世界第一支独立成建制的火器部队。朱棣时代明文规定明军的日常训练科目为：五分习刀剑，三分习弓弩，二分习火器。尽管此时明军还是以冷兵器作为主要装备，但已有二成左右的明军装备了火器，这意味着火器在明军之中已不是零散的临时性装备了。

永乐十一年（公元1413年）九月朱棣派遣吏部封验司员外郎陈诚出使西域帖木儿帝国。陈诚鉴于当时西域流传的明朝迫害蒙古人和回教徒的谣言而特意精选“故元遗臣后人”随行。使团从北京出发，经玉门关进入西域，历经1年多长途跋涉，一路上陈诚以大明国使的身份先后册封达什干、迭失迷、赛兰、沙鲁海牙等国国王。次年十月使团抵达帖木儿帝国首都赫拉特（今阿富汗赫拉特城），帖木儿国王沙哈鲁特设盛大仪式欢迎陈诚一行。会见期间陈诚以其优雅的大国使节风范得到了沙哈鲁的敬重，然而帖木儿帝国内部出身元朝重臣的“仇华派”势力公然指责明朝是驱元而起，素来是蒙古人仇敌，此来不可不防。陈诚则针锋相对道：“国之运祚，在德不在威”，接着一一列举元朝的各族旧臣在明朝受到优待的事实并令使团里的回族官员萨都木当场“现身说法”。永乐十三年（公元1415年）十月陈诚一行人返国后向朱棣献上记录其出使心得以及中亚各地风貌的著作《西域行程记》和《西域番国志》。随同陈诚使团前来的还有中亚乃至西亚各国派来朝见的使团，最远的甚至有埃及马穆鲁克王朝的使节，人数多达300人。大明与中亚、西亚国家的“朝贡关系”自此巩固下来。陈诚还向朱棣建言：开放与西方各国的互市贸易。朱棣采纳了陈诚的建议：在新疆哈密、甘肃凉州等地设立“互市”，允许西域各国商队来此贸易。这一政策的连锁反应是帖木儿帝国也重修了原本因战火而废弛的伊朗西部古驿道，使之一直连贯至土耳其乃至埃及地区。至此从元末开始荒废的丝绸之路重现商旅繁荣的盛景，中国的丝绸远销西亚和东非地区，中东甚至欧洲的商品与文化典籍也渐次输入中国，其中尤其值得一提的是中国宋元数学的著名成就“高次方程求解法”自元末失传后在这一时期由阿拉伯数学家重新传回中土。此后明朝虽国策变动，但这条商路始终未断，直至明朝末年的崇祯时期陕西西安和甘肃凉州等地依然是西方商旅云集的“国际化都市”。

陈诚一生五次出使西域，其中尤其值得一提的是：永乐十八年（公元1420年）十一月陈诚第四次携中亚各国回访使团500人返归北京时朱棣特意派6000精锐骑兵从肃州开始一路护送回京。次年使团抵达北京后朱棣在北京北边的怀来调集10万大军，还在明军三千营、五军营、神机营中挑选精兵为使臣们表演马术骑射、步兵突击、火器操练等军事科目。又从广西、云南、四川调来土狼兵、白杆兵演练了步兵劲弩齐射、长枪步兵刺杀训练等项目。此举使观礼的27个国家的使节在目睹明军之强大后都纷纷表示归附。

从1410年（永乐八年）开始朱棣亲率明军对蒙古势力展开北伐：1410年（永乐八年）明军在飞云山大战中击破五万蒙古铁骑，蒙古本部的鞑靼向明朝称臣纳贡。1413年（永乐十一年）朱棣封鞑靼大汗阿鲁台为和宁王。 随后明军一直进入到擒狐山，在巨石上刻字为碑“翰海为镡，天山为锷“。1414年（永乐十二年）朱棣举行第二次北伐亲征，在忽兰忽失温（今蒙古国乌兰巴托东南）击败据险而守的瓦剌首领马哈木，追至土剌河，马哈木逃遁。1422年（永乐二十年）三月朱棣率军从北京出发，亲征蒙古阿鲁台所部，是为第三次北伐。明军经开平向东北方向进军，于阔栾海北道发现阿鲁台部大批辎重，发兵焚烧，收其牲畜班师。回师途中以兀良哈附逆阿鲁台将其击败。1423年（永乐二十一年）七月朱棣发动第四次北伐，再次亲征阿鲁台。听闻阿鲁台为瓦剌所败，大军驻师不进。十月于上庄堡接受也先土干投降，封忠勇王，赐名金忠。1424年（永乐二十二年）正月鞑靼部进犯边关，朱棣组织进行第五次北伐。朱棣对蒙古各部的一系列打击被后世史书称为”五出漠北，三犁虏庭“。

1400年越南陈朝外戚胡季犛篡夺了陈朝的皇位，改国号为大虞。不久让位给次子胡汉苍，自己则仍以太上皇的身份实际执掌朝政。3年后宗主国大明王朝终于结束了朱棣和朱允炆叔侄俩争位的靖难之役，朱棣以大明天子的身份正式接见各藩属国的使节。越南使节自然要对本国改朝换代一事作出解释——在胡汉苍的授意下越南使节向朱棣解释称：陈朝皇室绝嗣，胡氏以陈氏外甥的身份被群臣推戴为帝，请大明天子予以册封。朱棣遣使陪同越南使节前去调查，此时已掌握越南实权的胡家父子自然早已做好应对准备，明朝使节在越南所看到的一切都是胡家父子特意安排的，自然什么异常也没查出来。明朝使节回国向朱棣奏报后朱棣就顺水推舟对越南胡朝予以册封。然而没多久明朝方面就发现：在明朝和越南的边境上不断有自称是越南陈朝遗臣的人越境而来，而他们反馈给明朝方面的信息和越南官方公布的信息截然不同。1404年（明永乐二年、越南虞开大元年）一个名叫陈添平的越南人越境逃入明朝，他自称是陈朝宗室后裔并向明朝方面直陈胡氏篡位的实情，请求明朝出兵，协助自己恢复陈朝。朱棣也无法判断究竟这个陈添平的真实身份，于是他在未知会由胡氏父子派出的越南官方使节的情况下让陈添平和自称陈朝遗臣的越南人突然出现在他们面前，对此没预案的越南使节一时间乱了方寸以致不知该如何反应。这一切没逃过朱棣敏锐的眼睛，至此胡季犛篡位的真相浮出水面。感觉自己被人耍了的朱棣让越南使节回国给胡氏父子带话予以申斥，胡家父子上表谢罪并表示愿将皇位归还陈氏。1406年明成祖朱棣派遣都督黄中护送陈添平归国即位。当明军行至越南支棱关时突遭埋伏于此的越军伏击，陈添平被越军抢走并处死。朱棣得知堂堂大明王朝的军队被藩属国的军队伏击并抢走受大明王朝保护之人后勃然大怒，随即于当年9月以成国公朱能为征夷将军、西平侯沐晟为左副将、新成侯张辅为右副将、丰城侯李彬为左参将、云阳伯陈旭为右参将，领兵八十万南征。此时越南胡朝同时面对国内陈朝残余势力和明军的双重打击，到1407年（明永乐五年、越南胡开大四年）明军俘获胡家父子并成功占领越南。在对越南的战后处置问题上朱棣一开始还算打算册封陈氏后裔为越南国君，不过他很快得知：越南陈朝已无后裔在世，于是朱棣改变了想法——他转而在越南设置交趾承宣布政使司，将越南重新纳入中国直接管辖的郡县体系。

永乐九年（1411年）三月朝廷任命刘江为辽东总兵官，负责辽东防务（刘江本名刘荣，因替父参军故冒用父名刘江）。永乐十四年（1416年）十二月刘江于旅顺口、望海埚、左眼、右眼、西沙洲、三手山、山头等地修建烽台七座，派兵防守，以防倭寇。永乐十七年（1419年）六月十四刘江获悉望海埚东南王家山岛（今长海县广鹿岛）夜有火光，断定倭寇将至，于是急遣马、步军至望海埚待机。次日倭寇2000余人分乘战船31艘，登岸后成一字长蛇队形，径奔望海埚。刘江急命都指挥钱真、徐刚率兵伏于山1下；百户江隆率壮士潜烧倭船，断其归路；自率步兵迎战，诱倭寇入伏。倭寇窜至埚下，刘江举旗鸣炮发令，伏兵骤起，钱真率骑兵断敌退路，徐刚率步兵冲入倭阵，大败倭寇。溃败倭寇逃入附近樱桃园空堡。刘江下令围三缺一，纵敌西遁，乘势夹击，斩倭千余，生俘百余。残余倭寇窜至海边，皆为江隆所俘。刘江因此功封广宁伯，至此才恢复自己的名字刘荣。此战系明朝抗倭首次大捷，此后百余年倭寇不敢复犯辽东。

早在1402年刚在靖难之役中从侄子朱允炆手中夺取了皇位的明成祖朱棣派遣使臣分赴四方。永乐元年（1403年）琉球、日本、暹罗各国使节到中国朝贡，建立了宗藩与册封关系。这其中日本是一个比较特殊的国家——此时的日本实际上并没一个统一的朝廷号令全日本傲世九重天墨坛，而是分为南北两朝互相撕逼，在长期的内战中大量战败方的武士啸聚海上骚扰中国和朝鲜半岛沿海地区，被称之为倭寇。永乐初年倭寇累累侵犯浙江沿海，直至江苏境内长江口区。朱棣派王抒巡视。王抒时为都御史，赴任后即将倭情上达朱棣。朱棣派郑和出使日本交涉。1404年郑和统督水师10万到达日本，向室町幕府第三任将军足利义满宣旨：“使其自行剿寇，治以本国之法”。尤其值得一提的是：这次郑和下东洋成就了中日关系中一件前所未有的开天辟地的大事——在此之前日本始终游离于以中国为核心的册封朝贡体系之外，具体的表现就是：其他邻国几乎无一例外都会接受中国的册封并向中国朝贡，作为中国的藩属其首领只能称王，而不能称皇帝，而日本却称天皇并在宋、元两朝中断了和中国的一切官方联系。当然历史上也有汉光武帝册封汉倭奴王、魏明帝册封亲魏倭王等事，不过那时还并不存在统一的日本国家，只能说当时日本列岛上的倭奴国、邪马台国曾被纳入以中国为核心的册封朝贡体系，但这两国和后来的日本大和皇室究竟有无瓜葛已是说不清道不明的事了。然而就是这个心高气傲到一直不愿接受中国的册封朝贡体系的日本却在郑和下东洋时正式接受了明成祖朱棣的册封，正式成为大明的藩属国之一。

在迫使日本称臣的同时朱棣也加强了中国同朝鲜、琉球等传统藩属国之间的宗藩关系：1402年9月朱棣派俞士吉去通知朝鲜王李芳远他登基之事。11月朝鲜国王李芳远派使者请求新的印玺和敕封；1403年李芳远又派一个使团要求取得医治其父疾病的药材，以此为标志开启了明朝和朝鲜之间定期互派使节的惯例：朝鲜人进贡土产品——如人参、漆器、豹和海豹皮；但在1429年之前最重的负担是年贡150两黄金和700两白银。作为回报皇帝赐给朝鲜王及其使者丰厚的礼物——丝绸、精美的衣服、药材、书籍和乐器；他还授予朝鲜王及其太子以荣誉的称号。1395年（洪武二十八年）中山国国王察度去世。1404年（永乐二年）2月中山王世子武宁来朝告父丧，朱棣遣行人时中赴琉球祭吊，继而颁诏宣布世子武宁袭爵位，由此确立了琉球国王登基必须获得明朝册封的惯例。

如果说日本、朝鲜、琉球等国还处于传统的东亚汉字文化圈之内的话，那么郑和下西洋则将明朝的国威远播南亚、中东、东非等地：永乐三年（一四零五年）六月三宝太监郑和奉朱棣之命率领两百多艘海船、2.7万多人从南京出发，在江苏太仓的刘家港集结（今江苏太仓市浏河镇），至福州闽江口五虎门内长乐太平港驻泊伺风开洋，远航西太平洋和印度洋。此后郑和先后七次率领船队远航，在这一过程中他们造访了30多个印度洋沿岸的国家和地区，其中曾到达过爪哇、苏门答腊、苏禄、彭亨、真腊、古里、暹罗、榜葛剌、阿丹、天方、左法尔、忽鲁谟斯、木骨都束等地，目前已知最远到达东非、红海。世人誉之为”国威所至，远迈汉唐“。郑和下西洋不仅仅只是提高了明朝在国际上的影响力和知名度，还强化了明朝在东南亚地区的势力存在：1407年为便于郑和舰队的补给朱棣在旧港（今印度尼西亚苏门答腊巨港）设立大明旧港宣慰司，此为大明在南洋的最高行政机构，也是当时明朝领土的最南端。明朝的这一宣慰司辖区包括今马来西亚和新加坡全部、印尼大部、泰国和菲律宾一部分。而在更早之前的1403年明朝就已设立缅甸宣慰司，明朝疆域一度囊括了今天缅甸绝大部分领土并拥有印度洋出海口，而在下西洋后明朝对这一地区的控制力度进一步加强。随着明朝国威的远播，前来朝贡的使团日渐增多，朱棣为此下令重置市舶司：于是在福建、浙江、广东分设来远、安远、怀远三市舶司负责接待各国来使，而于京师设会同馆以待国宾。为了与各国来人交流同时还设置了四夷馆，专掌翻译各国及少数民族语言文字。

永乐九年（1411年）春明成祖任命海西女真出身的宦官亦失哈为钦差太监，让他率领官军千余人，乘坐大船二十五艘前往东北女真部族聚居地巡视。正是在亦失哈的努力下明朝得以在东北女真人聚居区建立奴儿干都司和辽东都司：永乐十一年（1413年）亦失哈在奴儿干都指挥使司治所所在地附近原有观音堂的基础上兴建了一座供奉观音的寺庙，祈愿奴儿干地区与人民永世昌宁，故名“永宁寺”。勒石为碑，作“永宁寺记”。记述自己奉奉命巡视奴儿干，抚慰各部民众以及修建永宁寺的情况。碑身左右两侧分别用汉、女真、蒙、藏四种文字镌刻“唵嘛呢叭咪吽”六字真言。

永乐年间十世班禅大师所出身的文都千户家族的首领赏思曾进京朝贡，受到朱棣的封赏。直到上世纪五十年代文都千户家还保存着朱棣赐给赏思的敕书和铜牌。朱棣还试图把当时宗教人物格鲁派（黄教）的创始人宗喀巴请到明廷。到15世纪初宗喀巴主张的一种新的和更严格的寺院生活很受人注意，所以在1407年朱棣请他来朝廷。宗喀巴拒绝了，1413年朱棣再次发出邀请，宗喀巴派了他的主要弟子之一释迦也失代替他前往南京。释迦也失从1414年至1416年留在南京，随即获准带了丰厚的礼物回藏。格鲁派继续与明朝朝廷交换礼物并派去使团，直至15世纪30年代。朱棣在藏区推行“多封众建、因俗以治”的政策，强化了中央政府对藏区的主权。

和上述一系列军事、外交、民族政策相伴随的还有一件足以彪炳千秋的文化功绩：永乐元年（1403年）七月朱棣命解缙、姚广孝、王景、邹辑等人纂修大型类书，至永乐二年（1404年）十一月编成《文献大成》即《永乐大典》。《永乐大典》是中国古代编纂的一部大型类书，收录入《永乐大典》的图书均未删未改，是中华民族珍贵的文化遗产，是中国古代最大的百科全书，也是当时世界上最大的百科全书，比十八世纪中叶出版的《大英百科全书》和《法国百科全书》要早300多年。

朱棣在位期间重开大运河、编修《永乐大典》、建哈密卫、设努尔干都司、册封朵颜三卫、西南改土归流、册封西藏活佛、通西域、下西洋、南征交趾、威服日本、五出漠北……可谓丰功赫赫，然而这一切丰功伟绩都需要大笔经费作为支撑。朱棣充分意识到了恢复国民经济的重要性。朱棣在位时期负责经济工作的是他任命的户部尚书夏元吉，然而就是这个夏元吉曾差点没让朱棣给杀了——事情的原委是这样的：靖难之役后夏元吉被自己的政敌五花大绑押去见朱棣，说他在靖难之役中助纣为虐。气头上的朱棣问夏元吉作何解释，夏元吉不慌不忙地回答：“君上殉难，臣子理当死节，只是请殿下容臣三天。”朱棣一愣：“为什么？”夏元吉答：“户部尚有账目未点算完毕，此事关乎黎民生计，请容臣三天内做完，再随先君赴死。”就是这句话使朱棣认定自己继位后的户部尚书一职非此人莫属。永乐元年（公元1403年）四月朱棣派夏原吉治水江南，疏浚吴淞。夏元吉在反复考察水情后力排众议更改传统治水方法，提议从吴淞河至太湖之间开凿运河并在沿途设置水闸，控制流量，以求“涝则分洪，旱则灌溉”之效。他这一治水方法直到200年后的美国田纳西水利工程中才被西方国家掌握。在朱棣五出漠北、七下西洋等大动作的过程中不断有人提议用增加赋税的办法解决筹款问题，而夏元吉总是坚决反对这样的主张并针锋相对提出了自己的筹款主张“裁冗食，平赋役，严盐法，钱钞之禁，清仓场，广屯种，以给边庶民，且便商贾”，翻译成今天的大白话就是裁减闲杂人等，实行精兵简政以减少行政开支；增加对富户阶层的税收，减免贫民阶层税收；清理各地仓库，杜绝贪腐行为；由商人向北征蒙古的出发地集中输送粮食以换取特许经营的盐引；停止滥发纸币，紧缩银根，以维持明代宝钞的经济价值；鼓励农民开垦荒地并给予相应的优惠政策。到永乐三年（1405年）全国税粮31133993石，这是连续第三年保持在三千一百万石以上的税收，按照当时不足一千万户的民户统计：每户平均纳税超过三石。此外从永乐元年起军卫屯田的收入也达到高峰23450000石，加上民户交纳的税粮，平均到当时人口，人均超过一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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