朱轼传:一代名臣 帝师元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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朱轼(1665 1736)字若瞻,号可亭,江西高安人。江西人历来尊师重教,崇尚学习,而高安也有深厚的文化底蕴,宋代史学家刘恕,元代语言学家周德清,明代史学家陈邦瞻,都是高安人。朱轼就出生在高安艮溪朱村的一户姓朱的清贫人家。相传北宋元丰年间,苏轼在赴筠州看望弟弟苏辙的途中,曾经慕名游览过艮溪里,艮溪里人以大文豪苏轼曾经在此游玩为一大殊荣,于是,流经艮溪里的河,便改叫苏溪河,艮溪里的山坡,也改叫坡山。一代文豪苏东坡的偶然游历,不仅给艮溪里的山水添上一些故事,还影响了这里出生的一个在清代赫赫有名的人物 朱轼。相传朱轼少年时以苏轼为榜样,并且他把学名取为朱轼。同苏轼相似,东坡给后人留下 东坡肉 的美味,朱轼则留下了 朱公席 的佳话;苏轼修过大名鼎鼎的苏堤,而朱轼则修筑浙江海堤,疏导海河,不止造福一方人民。和苏轼一样,他也有着远大的抱负,非凡的政治才华,而不同的是,他没有苏轼的仕途上的那么多坎坷,他历康熙、雍正、乾隆三朝,官至太子太傅文华殿大学士兼吏部尚书,位极人臣,成为 帝师元老 。朱轼天生聪慧而又勤奋好学,在他7岁时,曾经有人以木匠锯木板为题,命他作 八股文 的 破题 。 破题 是八股文的开头部分,要为圣人立言,要提起下文,八股文立意的高下往往从 破题 就可以看出来了,因此破题的好坏直接关系文章的高下。面对这样一个有些古怪的题目,小朱轼略加思索,朗声答道: 送往迎来,其所厚者薄也。 这句 破题 一语双关,从表面上看,讲的是锯木板,锯子送过去又拉过来,厚厚的木板就锯薄了;从更深的意义上看, 破题 是说人情冷暖,随着人的地位以及其他情况发生变化,人们之间的亲疏关系也会发生变化,有的变得冷淡,有的变得亲密。这个 破题 可以说既有双关的谐趣,又有严肃深刻的内涵,更难得的是出于一个年仅7岁的学童之口,难怪朱轼族中长老听说了这件事以后,点头称赞,称小朱轼为 千里驹 了。
聪明机敏加上刻苦学习,这匹 千里驹 终会奋蹄。康熙三十二年(公元1693年),朱轼举乡试第一。第二年,也就是康熙三十三年中进士,那是朱轼30岁时。关于朱轼中进士,还有一个故事:
朱轼上京应试,主考官看见他年纪不大,文章又写得很好,想要再试试他的才思,就以当天刮风下雨为题出了一联:
满天风雨,洒下千条万线,流去东之广,西之广,南之广,湖流两广,登岳阳楼,览五百奇峰,观山、观水、观日月,宇宙一眶。
主考官本来以为这个对子能把朱轼难住,至少也会让他想一阵子,却没想到面对这样一个颇有难度的对联,朱轼仅略一沉吟,便对道:
一个儒生,读完四书五经,中得解而元,会而元,状而元,连中三元,入翰林院,掌十八学士,为家、为国、为君王,公卿百代。
主考官听了,赞叹不已,觉得朱轼才思敏捷,对联对得十分工整不算,还很有气势,更可贵的是可以看出他抱负远大,将来一定会大有作为,就欣然点中他为进士。
为官勤政为民造福
然而中了进士并不意味着就可以出入庙堂,在皇帝身边出谋划策。中了举人进士的举子,只有很小一部分留在京师,大多数人是到各个地方担任官职,还有不少人中举之后作为候补官员,并不能马上为官。能够留在京师自然让人羡慕,而不少到外地为官的举子则感到失意。但是对于像朱轼这样的有着政治理想和政治眼光的人来说,到地方为官,是体察民情,锻炼才干的机会。朱轼中进士以后,直接作了湖北潜江知县。在朱轼去之前,潜江风俗鄙陋,而且赋税非常繁重。朱轼到任之后,立即下令减免过重的赋税,并且倡导勤俭。朱轼特别重视风俗文化的建设。在他出任潜江知县之治始,认为教民易俗莫如圣谕十六条,为了便于宣传,他用乡民的俗语作训解,每逢初一十五,就在治内向乡民们宣讲。他崇尚儒学教育,无论在何处为官,都必强调教育的重要,总会在当地办书院。他以清廉审慎,正直不屈著名,一向严格依照律法办事,不徇私情。潜江曾经有人在殴斗中杀人,朱轼把这个案件呈报的时候,上一级的官员把案子改成故意杀人,虽然 官大一级压死人 但朱轼没有将错就错,而是和上司争论,最终还是改正了。
就这样,朱轼在地方为官十余年,多年的政绩使他的才华逐渐显露出来,他开始受到朝廷的重用。康熙四十四年,朱轼调回京师,授刑部主事,累迁郎中。这样,他终于走到了封建政治的决策层。从地方官员升迁至刑部主事、郎中,既是机遇,也是更大的挑战。参与高层的决策,可以表现出一个人的政治判断力,向帝王显露出自己的政治才华。但是,另一方面,最高决策层就是政治漩涡的中心,而且常言道伴君如伴虎,跻身最高决策层需要更高的政治技巧。多年地方为官的经历使朱轼积累了丰富的政治经验,再加上他过人的才华,使得他得到康熙的器重。康熙四十八年,康熙派他出任督陕西学政。作为陕西学政,他的任务是倡导儒学,引导士人风气,与现在所说的思想文化教育相似,关系着国家人才的培养和选拔。朱轼并不仅仅是政治家,他还是经学家、文学家。康熙推崇朱熹学说,朱轼为当时朝廷御用程朱学派的重要代表。他著有《易春秋详解》,《周礼注解》、《周易注解》,与人合编《历代名臣传》、《历代名儒传》、《历代循吏传》、《文端公集》等,至今在我国文史学术界影响甚大。因此,康熙派他到陕西引导文化还是人尽其用的。
康熙五十二年,朱轼被调回京师,擢光禄寺少卿,又做过历奉天府尹、通政使。这一时期他官职虽然屡次升迁,但毕竟还没有担当关系国计民生的重大任务,任何有一定政治经验的人都清楚,这种机会只能耐心等待,并且在等待中一定要稳稳地沉住气,否则功亏一篑。或许康熙觉得对他的考察已经差不多了,况且朱轼确实是个有用之材,而且朝廷又确实是在用人之际,所以朱轼没等多久,担当重任,一展宏图的机会就出现了。
康熙五十六年,朱轼授浙江巡抚。浙江是沿海重省,而且又是地道的鱼米之乡,经济贸易发达,做浙江巡抚,是不少人梦寐以求的美差。朱轼则把这看成是他施展治国才能,报效国家的一个绝好的舞台。上任伊始,他就把 清吏治,正风俗 作为第一要务。他曾经说 查吏莫先于奖廉惩贪,厚俗莫要于去奢崇俭。 就是说,要考察官吏,奖励廉洁奉公惩治贪污腐败最为重要;要使风俗淳厚,一定要崇尚节俭反对奢侈浪费。这正好就是浙江官吏的缺陷:因为富足,所以更容易养成奢侈浪费的习惯,而铺张浪费一旦成了通病,那么就很容易走向贪污腐败。所以整顿吏治是当务之急。朱轼并不是只提提口号,他自己带头过简朴的生活,为下属树立榜样。他下令取消巡府衙门的额外摊派,精简巡府出入的仪仗队,不讲排场,减少财政的费用。他处理政事十分勤勉,重要的事情一定要亲自办、亲自过问,而且详细了解民情。因为他自奉廉洁,又以身作则,把境内治理得井井有条,号称通国第一。除此以外,他在任期间还治海水,修海堤,做了一件利国利民造福子孙的好事。浙江是鱼米之乡,是重要的粮食产地。但是浙江也是受海潮危害的地区,海宁一带人们饱受海患。因此,修建牢固的海堤,防止潮灾保护沿海城乡安全和海水内渗就特别重要。
朱轼反复考察地理民情,制定修堤方案。康熙五十六年三月,他上疏请修海宁石塘,康熙帝允许了。他组织测量了需要修筑的海塘:北岸海宁老盐仓一千三百四十丈,南岸上虞夏盖山一千七百九十丈。更可贵的是他提出了修建海堤的具体可行的办法。朱轼看到虽然历代朝廷也都修建海堤,但是因为修建得不得法,海堤多次崩塌。历代都修海堤,往往简单地在海岸浮沙上修建,花费很大的人一如朱轼为人为官一贯的严谨作风,他对弘历的要求很严,以致于雍正有时都觉得有些过头了,就对朱轼说: 教也为王,不教也为王。力、物力、财力但是效果却是潮来堤毁,百姓受灾,功夫白费。面对这种状况,朱轼决心设计建造一个真正牢固的海堤。他发现,以往修堤,最好也不过是用椿木和巨石来加固堤岸,椿木容易腐烂,腐烂之后巨石之间缝隙很大,巨石也就承受不住海潮的冲击,加之海宁地区海塘沿岸都是浮沙,用椿木和巨石来加固堤岸,根本难以保证堤岸永远牢固,要解决这个问题,他提出用水櫃法。所谓水櫃法就是用松木、杉木这些不易腐烂的木材制成大箱,装满碎石沉到海塘的底部,上面堆上巨石作为海塘大堤的堤身。并且依附着大堤,修建坡度不大的护堤坡,也是内用水櫃,外用巨石砌成,约有海堤的一半高,用来保护海堤,这样海堤就特别牢固了。所以当时人言 朱轼所修不塌。朱轼修建海堤,在当时是利国利民的工程,他提出修建海堤的方法对后世也有借鉴意义,他修的这段海堤一直使用到1949年以后,可见其牢固程度。
当时杭州南、北两地的关税,按照惯例是由浙江巡抚监收的,这就是一个难得的 肥缺 ,如果要从中渔利十分方便,朱轼却以为关口众多,查收不易,上书皇帝要求委员兼理。康熙最终还是觉得由朱轼来主持最为可靠,因此虽然最终由杭州捕盗同知监收,还是由巡抚朱轼统辖。朱轼也确实不负众望,他秉公办事,不徇私情,巡盐御史哈尔金向商人索贿,朱轼知道后立即上疏检举,并且依法惩治贪官,没有半点 官官相护 的味道。康熙五十九年,朱轼因政绩卓著,得到康熙皇帝的首肯,升任都察院长官,左都御史。
在康熙六十年,当时陕西、山西发生严重的旱灾,最严重的临汾从康熙五十九年三月到康熙六十年六月,连续十五个月天上没有下一滴雨,两年颗粒无收,赤地千里,饥莩载道,草根树皮都吃光了。康熙打算让朱轼去赈灾,这时正赶上朱轼的父亲去世,朱轼是一个有名的孝子,他请求回家守孝,然而康熙竟然没有允许,命他 在任守制 。朱轼慈父去世,万分悲痛,而且不能尽孝治丧,内心的痛苦不可言说,但是君命难违,只得前往山西赈灾。或许康熙认为朱轼是最让他放心的,也是最能办好这件事的人选,他没有顾及朱轼的请求,直接把他派到山西去解决这一棘手的问题,这在当时还引起了忠孝如何两全的争论。其年五月,康熙发帑金五十万赈山西、陕西,命朱轼、与光禄寺卿卢询分头到山西、陕西赈灾。朱轼到达山西以后,立即着手组织赈灾,他号召奖励富人、商人出资籴米救济灾民。他停收米船课税,以利粮食流通;责任地方官设厂医治患病灾民,还在赈灾放粮的同时组织灾民劳力整治漕河水道。有一些丧尽天良的贪官,给灾民的粥有的竟然像水一样稀,并且虚报赈灾用粮,在民不聊生的灾年还借机贪污。朱轼知道之后查处亏空,严厉惩办贪官。作为杰出的政治家,朱轼的眼光并不仅仅局限于救灾,他还想到了以后防灾。他上疏康熙,建议山西建立社仓以备荒歉;并大兴水利,引泉灌田。修建社仓,开始于康熙十八年。户部准许乡村立社仓,市镇立义仓,由村民选举出本乡之人管理,每年把新粮收进仓里,换出旧粮。春天时借贷给贫苦无食的乡民,秋收的时候再偿还,每石取息一斗,每年年底的时候由州县将数目呈详上司报部。康熙看了朱轼的上奏,说: 从前李光地以社仓具奏,朕谕言易行难。行之数年,果无成效。张伯行亦奏称社仓之益,朕令伊暂行永平地方,其有效与否,至今未奏。凡建设社仓,务须选择地方敦实之人董率其事。此人并非官吏,借出之米,还补时遣何人催纳?即丰收之年,尚难还补,何况歉岁?其初将众人米毂扣出收贮,无人看守,及米石缺空,势必令司其事者赔偿,是空将众人之米弃于无用,而司事者无故为人破产赔偿也。社仓之法,仅可小邑乡村,若由官吏施行,于民无益。今朱轼复以此为请,即令伊久住山西,鼓励试行。 康熙认为社仓想法虽然不错,但是实行起来却适得其反,朱轼是有些不识时务。但是应当指出,在发生严重旱灾的山西地区,建立社仓对安抚灾民,恢复生产有很大的积极意义。
事实证明朱轼的种种措施有效地控制了灾情,使得山西人民受益。在救灾过程中,朱轼还有意地发掘、锻炼人才。朱轼发现李卫才能超群,操守清廉,便推荐他任直隶巡道。后来李卫在雍正朝得到了重用,成了国家的栋梁之材。
直到康熙六十一年,山西、陕西灾隋平息,朱轼请假归家葬父的请求才被康熙允许。朱轼回乡以后,遵照他的母亲冷氏的意愿,用雍正赏给其母过八十大寿的一部分赏金修建了苏溪河上的碧落桥。朱轼把这座桥命名为碧落桥源于一个故事,在朱轼出生的三百多年以前,一次洪水淹没了高安储藏粮食的官仓,朝廷的钦差到高安视察灾情,看见朱氏的居址又高又开阔,正好适合建粮仓,就和朱氏兄弟商量,买下他们碧落山的宅址,至此以后,朱氏兄弟四散而居,朱轼的祖辈由故居碧落山迁至苏溪河畔定居,朱轼把桥命名为碧落桥,正是为了纪念这件事情,由此也可以看出他重乡恋土的本色。碧落桥的建成,改善了当时的交通条件,使得江西高安、宜丰、上高三地商贾云集,方便了方圆百里的乡民。
才高德重成为帝师
雍正皇帝即位后,朱轼被召回京师,委以重任。在康熙年间表现出的才华,在大臣中建立的威信,使得他成为举足轻重的人物。
要治理好国家,法律是最基本的,也是最重要的。雍正元年,巡视东城御史汤之旭奏: 律例最关紧要,今六部见行则例,或有从重改轻,从轻拟重,有先行而今停,事同而法异者,未经画一。乞简谙练律例大臣,专掌律例馆总裁,将康熙六十一年以前之例并大清会典,逐条互订,庶免参差。 雍正皇帝也深知国家法律的重要,所以制定修改法律一定要谨慎,制定法律的人一定要德才兼备又深明治国之道,朱轼成了最佳人选,因此任命为总裁,修改法典,增删条文,明晰细则。三年之后这项工作才初步完成,又仔细审定了两年才最终颁布。这部法典一共包括三十个门类,凡四百六十条。
雍正二年,朱轼当时担任吏部尚书,曾经上奏雍正: 皇上至仁大孝,丧三年如一日,今服制竟,请袷祭太庙,即吉释哀。 雍正以为很对,第二年二月,雍正诣庙行袷祭,如岁暮大袷仪。自后服竞行袷祭仿此,透过此事这可以看出朱轼在朝中的地位。
朱轼受到雍正的器重首先是由于他杰出的政治才干,他能够敏锐地发现时弊,并且敢于提出意见。雍正初年治狱刑法严厉,朱轼就建议说: 法吏以严刻为能,不问是非曲直,刻意株连,惟逞锻炼之长,希著明察之号。请敕督抚谕有司,谳狱务虚公详慎,原情酌理,协于中正。刑具悉遵定制,不得擅用夹棍、大枷。 反对滥用刑法导致冤案,切中了当时刑狱的弊端。雍正登基之初,很多省竞相上报说大量开垦荒地使得人们劳役过重,朱轼凭着对民情的了解和调查,指出这些官员大多都是虚报,建议雍正严格丈量核实,惩处虚报者。这些都显示出他过人的政治才能和洞察力,让雍正不得不对他另眼相看。
朱轼能最终得到皇帝的信任并不是完全由于他的才干,雍正信任朱轼很大程度是由于他的认真与正直,雍正很明白朱轼是那种很难得的敢于说真话的人。雍正登基以后,朝中大臣对他的奏章,一律密封上送。大臣孙嘉淦在上疏中,提出 请亲骨肉,停捐纳,罢西兵 ,正指到雍正的隐晦处,故而雍正看后特别生气,愤怒之下就召集朝中大臣传阅,并且说 翰林院岂容此狂生耶? 要把孙嘉淦这个 狂生 赶出翰林院。大臣们见了龙威震怒,一个个都如木雕泥塑的一般不敢说话,这时候只有朱轼说了一句: 嘉淦诚狂,然臣服其胆。 嘉淦虽然狂妄,但是他敢于大胆进谏,这在朝臣中是难能可贵的,是对朝廷有用的人才,他的胆略让人佩服。雍正想了想,如果把孙嘉淦赶出翰林院就隐隐暗示自己不能从谏如流,况且孙嘉淦说得也有道理,于是良久之后终于笑着说: 朕亦且服其胆。 因为朱轼敢于说话,孙嘉淦没有受罚,后来反倒升为国子监司业,而朱轼自己也更为雍正所看重了。
雍正元年,他被任命直南书房,加吏部尚书衔。也就在那一年雍正任命朱轼为太子太保,在懋勤殿设讲坛,当时的皇子爱新觉罗 弘历(也就是后来的乾隆皇帝),对朱轼行拜师礼。按清朝成例,皇子见师傅,彼此都行长揖礼,这是胤稹为使皇子们尊重师傅,特定的礼节。这时,朱轼成为帝师,而且是在位60年、创 康乾盛世 的乾隆皇帝的帝师。雍正为弘历选择的老师都是硕学耆宿,前后有十余人之多,其中最重要的也是对弘历影响最大的就是朱轼。一如朱轼为人为官一贯的严谨作风,他对弘历的要求很严,以致于雍正有时都觉得有些过头了,就对朱轼说: 教也为王,不教也为王。 意思是弘历是皇子,不管教育得严格不严格,他以后都是要称王的,所以没有必要这么严格。然而朱轼没有顺势而下,而是很严肃地说 教则为尧舜,不教则为桀纣。 教育得好,以后他会成为尧舜那样的贤君,反之教育不好,就会变成夏桀、商纣那样的暴君,正因为他是皇子,才更要严格要求。弘历熟读《诗》、《书》、《四子》(《四子》也叫《四子书》,是指曾参、子思、孔子、孟子,是早期儒家四个代表人物),对《易》、《春秋》、《戴氏礼》、宋儒性理诸书都有心得,并旁及《通鉴纲目》、《史》、《汉》、八家之文,朱轼这位帝师功不可没。乾隆登基以后,对这位严格教育他的老师特别感激,他曾经在诗序中说 从朱轼学十余年,所获最多 。在他即位的当年,下诏命大学士朱轼、鄂尔泰、张廷玉,左都御史福敏,侍郎徐元梦、邵基,为皇子师傅,或许想起当年朱轼对自己的严格要求,于是召皇子及朱轼等六人进见,当面说: 皇子年齿虽幼,然陶淑涵养之功,必自幼龄始,卿等可殚心教导之。倘不率教,卿等不妨过于严厉。从来设教之道,严有益而宽多损,将来皇子长成,自知之也。 上又谆谆谕皇子: 师傅之教,当听受无遗。 看来是体会到了朱轼当年的一片苦心。
朱轼不但培养出了乾隆皇帝这一文武兼备、治国称雄的杰出人才,而且在振一代文风、严格科举制度、兴办各类书院、选拔优秀人才等方面作出了巨大贡献。经他一手提拔推荐的有沈近思,蓝鼎元,陈仪,李徽,王叶滋,王安国,刘吴龙,朱珪,童华等等,这些人都是难得的堪当大任的人才。朱轼无论在何处为官,都必强调教育的重要,办书院崇尚儒学。在浙江任上刊印颁发了《大戴礼记》、《仪礼节略》以及《张子全书》、《颜氏家训》、《温公家训》等书,使浙江风俗为之一变。他三主会试,以 读对贤书而能发明其意蕴 为选才标准,为清朝选拔了不少人才。明清时代科举考试犹如跳龙门,一旦考中就有了功名,跻身于统治阶层了,在科举考试中,考官的才与德就尤其重要。考官的才不高,出题判卷就没有水平,无法选拔优秀的人才。如果考官品德不高,给某些亲戚朋友的子嗣大开方便之门,甚至收受贿赂,出卖考题的话,那么就不仅仅是关系是否选拔人才的问题了,如果那样,后果就是考纪废弛,天下读书人哗然,甚至导致社会不稳定。考官肩负重任,因此历代选任考官都异常的谨慎,同时,当选为考官也是一个大臣的荣誉。雍正元年,朱轼、张廷玉担任会试总裁,持择公允,雍正皇帝很高兴。为了表彰他能公正地选拔人才,雍正皇帝曾将一面优质苏州折扇贡品赐给朱轼,并在扇面上题涛一首以示表彰。诗云:
高岳生良佐,
兴朝瑞老臣。
南昌持藻鉴,
北斗重权衡。
忠岂唯供职,
清能不近名。
眷言思共理,
为国福苍生。
关于这面御赐题诗的折扇还有一段鲜为人知的历史故事:
雍正朝某年科考,皇帝钦定朱轼为主考官,侍郎刘碧为副主考官。就在开考前一天,雍正帝密召丽位主考官定下考题。就在考题定下的当天下午,围舅就让他的亲信给正副主考官各送来黄金、锦缎等贵重礼品,想要请主考关照他的儿子。与此同时,刑部、工部、户部等一些官员也派人送来不少礼品,都是想请求主考官关照各自的亲朋好友。副主考官刘碧贪心一起,将考题泄露给送礼的人,而朱轼却不为金银礼品所动,不仅如此,为了维护考试的公平,他连夜带着全部礼单、礼品进宫禀告雍正皇帝。雍正听说此事以后大怒,想要立即治刘碧和国舅等徇私官员的罪。朱轼则请雍正帝暂不处理人事,而是先将考题重新出过。结果考后国舅等送礼官员亲属一个个名落孙山,而考中者尽为文章锦绣、见解独特的优秀人才。雍正帝为此赞赏朱轼 尽拔佳文、摒除弊端 ,并赐题诗御扇于朱轼,以示奖赏。这把御扇现仅存扇面,被朱轼后裔珍藏下来,现收藏在高安市档案馆。
兴修水利造福一方
此时的朱轼已经成为雍正的左膀右臂,雍正皇帝曾赐与朱轼 朝堂良佐 御匾一块,以表示当朝皇帝对他的器重和信赖之情。朱轼一生中最大的政绩主要在督办兴修水利方而。雍正二年,朝廷开始修筑郭家务大堤,筑清凉寺月堤,修金门闸,筑霸州堂二铺南堤决口。但是工程进展不很顺利,郭家务以下两岸顿狭,永清受害特重,这时候雍正皇帝想到了曾经修筑海堤有功,积累了丰富的工程经验的朱轼。朱轼开挖新渠,疏通水道,因导河水流人海中,又加固堤坝,修筑围堤,力图防患于未然。他不仅仅主持郭家务一带堤防,这一年朱轼又兼吏部尚书,勘江、浙海塘。浙江海宁的海堤本来就是他早年修建的,这对他来说已经是轻车熟路了。这次巡查对朱轼来说有一些故地重游的味道。大堤依旧,涛声还似旧年,此时的他已然成为朝中元老了。当他回京报告的时候,已经把堤坝的情况,修筑的计划,以及需要的费用计算得一清二楚了:
浙江余姚浒山镇西至临山卫,旧土塘三道,本为民灶修筑。今民灶无力,应动帑兴修。自临卫经上虞乌盆村至会稽沥海所,土塘七千丈,应以石为基,就石累土。又海宁陈文港至尖山,土塘七百六十六丈,应就塘加宽,覆条石於巅,塘外以乱石为子塘,护塘址当修砌完固。至子塘处,依式兴筑。海盐秦驻山至演武场石塘,圮八十丈,溃七十丈,均补筑。都计工需十五万有奇。江南金山卫城北至上海华家角,土塘六千二百余丈,内三千八百丈当改为石塘。上海汛头墩至嘉定二千四百丈,水势稍缓,土塘加筑高厚,足资捍御。都计工需十九万有奇。
似乎朱轼与治水修堤有缘,雍正三年,因海河流域暴雨成灾,使70余个州县受灾,一年收成化为乌有。雍正皇帝再次任命大学士朱轼和怡亲王允祥相度修治。他们沿永定河到天津、河间、保定等州县,进行深入的调查研究后,提出了治河与营田相结合的治理方案。首先治理卫河、淀池、子牙、永定诸河,把主要水道疏通,疏导洪水,除此以外,还在京城东面的滦、蓟,京城南面之文、霸等县设营田专官,并且招募因洪灾而离乡的农民,没水利营田府,指导他们耕种水田。第二年就种植水稻七百多顷,并获得大丰收。到雍正七年,河道治理大见成效,共营水田六千多顷,因河堤坚固且年年丰收,百姓安居乐业。
由于治海修堤有功,他又拜文华殿大学士,兼吏部尚书,雍正四年二月,朱轼母丧,雍正皇帝倒是没有像康熙那样不近人情,他很痛快地让朱轼回家治丧尽孝。雍正下谕说: 轼事母至孝,但母年八十余,禄养显扬,俱无余憾。当节哀抑恸,护惜此身,为国家出力 。赐白银四千两用于办葬事。并且特别批准朱轼称驿马赶回老家治丧,并且让江西巡抚带着御赐的内帑到朱轼家赐祭。等到治丧完毕后,朱轼将要回京的时候,又派遣学士何国宗、副都统永福迎接,还允许他继续穿素服终丧。不知道雍正这样做是不是因为当初康熙没有让朱轼治父丧,因此怀着一种歉意,想要做出某种补偿,但可以肯定的是,雍正此时对朱轼的恩宠简直到了无以复加的程度。此后朱轼又总理水利营田,兼兵部尚书,署翰林院掌院学士。他奉令修筑浙江海塘期间,督抚以及管理海塘的所有大臣都听从他调遣,这时的朱轼在朝中已然位极人臣了。
一提到位极人臣,人们总是容易想到高堂大厦,锦衣玉食的生活,《红楼梦》里的种种奢侈生活。很多人为官作宰追求的不就是这些吗?但是朱轼却不是这样,他崇尚勤俭,相传乾隆曾亲自到高安来问候朱轼,朱轼用四盘二碗宴请皇帝,菜谱是:腊肉、肉皮、粉丝、闽笋四盘,猪脚或冻鱼,肉圆子或薯粉圆子为二碗。这种筵席,一直在高安流传下来,人们称为 朱公席 。想想《红楼梦》里铺排盛宴的描写,再看看简朴的 朱公席 ,不禁让人生出无限的感慨。
死而后已流芳后世
等到乾隆即位的时候,朱轼充世宗实录总裁,命协同总理事务。不过此时朱轼已经积劳成疾,且老病缠身了。乾隆元年九月,朱轼病重,乾隆亲塘,护塘址当修砌完固。至子塘处,依式兴筑。海盐秦驻山至演武场石塘,圮八十丈,溃七十丈,均补筑。都计工需十五万有奇。江南金山卫城北至上海华家角,土塘六千二百余丈,内三千八百丈当改为石塘。上海汛头墩至嘉定二千四百丈,水势稍缓,土塘加筑高厚,足资捍御。都计工需十九万有奇。
似乎朱轼与治水修堤有缘,雍正三年,因海河流域暴雨成灾,使70余个州县受灾,一年收成化为乌有。雍正皇帝再次任命大学士朱轼和怡亲王允祥相度修治。他们沿永定河到天津、河问、保定等州县,进行深入的调查研究后,提出了治河与营田相结合的治理方案。首先治理卫河、淀池、子牙、永定诸河,把主要水道疏通,疏导洪水,除此以外,还在京城东面的滦、蓟,京城南面之文、霸等县设营田专官,并且招募因洪灾而离乡的农民,设水利营田府,指导他们耕种水田。第二年就种植水稻七百多顷,并获得大丰收。到雍正七年,河道治理大见成效,共营水田六千多顷,因河堤坚固且年年丰收,百姓安居乐业。
由于治海修堤有功,他又拜文华殿大学士,兼吏部尚书,雍正四年二月,朱轼母丧,雍正皇帝倒是没有像康熙那样不近人情,他很痛快地让朱轼回家治丧尽孝。雍正下谕说: 轼事母至孝,但母年八十余,禄养显扬,俱无余憾。当节哀抑恸,护惜此身,为国家出力 。赐白银四千两用于办葬事。并且特别批准朱轼称驿马赶回老家治丧,并且让江西巡抚带着御赐的内帑到朱轼家赐祭。等到治丧完毕后,朱轼将要回京的时候,又派遣学士何国宗、副都统永福迎接,还允许他继续穿素服终丧。不知道雍正这样做是不是因为当初康熙没有让朱轼治父丧,因此怀着一种歉意,想要做出某种补偿,但可以肯定的是,雍正此时对朱轼的恩宠简直到了无以复加的程度。此后朱轼又总理水利营田,兼兵部尚书,署翰林院掌院学士。他奉令修筑浙江海塘期间,督抚以及管理海塘的所有大臣都听从他调遣,这时的朱轼在朝中已然位极人臣了。
一提到位极人臣,人们总是容易想到高堂大厦,锦衣玉食的生活,《红楼梦》里的种种奢侈生活。很多人为官作宰追求的不就是这些吗?但是朱轼却不是这样,他崇尚勤俭,相传乾隆曾亲自到高安来问候朱轼,朱轼用四盘二碗宴请皇帝,菜谱是:腊肉、肉皮、粉丝、闽笋四盘,猪脚或冻鱼,肉圆子或薯粉圆子为二碗。这种筵席,一直在高安流传下来,人们称为 朱公席 。想想《红楼梦》里铺排盛宴的描写,再看看简朴的 朱公席 ,不禁让人生出无限的感慨。
死而后已流芳后世
等到乾隆即位的时候,朱轼充世宗实录总裁,命协同总理事务。不过此时朱轼已经积劳成疾,且老病缠身了。乾隆元年九月,朱轼病重,乾隆亲自去探视,朱轼勉强穿上朝服,让他的儿子搀扶着到户外迎接。第二天。这位历经三朝的元老重臣走完了他生命的道路。临终之际,他还不忘对他的学生,年轻的皇帝作最后的教导: 万事根本君心,用人理财,尤宜慎重。君子小人,公私邪正,判在几微,当审察其心迹而进退之。至国家经费,本自有余,异日倘有言利之臣,倡加赋之税,伏祈圣心乾断,永斥浮育,实四海苍生之福。 这种精神可以称得上死而后已了。朱轼死后,乾隆亲临致奠,发帑治丧,赐祭葬,在给朱轼的祭词中称 朱轼学术端醇,器资凝厚,早登词苑,蜚声著作之庭 ,谥文端。乾隆又御赐其 帝师元老 称号。一年以后,朱轼灵柩由京城运回故里,落叶归根,葬在村前镇树子坑剑形山。墓区占地数百亩,墓南北深104米,东西宽26米现存神道碑、石牌楼、望柱、翁仲、生兽造像。墓前是100多米长的神道,牌楼前石人、石马、石兽在两侧伫立,高大的石马,华丽的马褡子象征昔日主人衣锦还乡。牌坊上的匾刻题名为 帝师元老 ,石柱上刻着一幅楹联:
堂留绿野千秋事业并东山
名卜金瓯三纪勋猷高北斗
两只大鳌背负神道大碑,昂首苍天,取 鳌戴 即感恩戴德之意。
朱轼一生居官廉洁,刚正不阿,处事公正,执法严明,赈济灾民,广施惠政,被百姓称为 大清官 。在朱轼的家乡高安市,至今还在上演着以朱轼为模型而创作的高安采茶戏《南瓜记》。《南瓜记》讲的是南昌县恶霸地主王寿庭勾结官府,横行霸道,强抢穷秀才丁文选之妻杜兰英为十房夫人。适为回高安与老母拜寿的宰相朱轼所闻,并设下巧计救出杜兰英,依法严惩了王寿庭和一班贪官污吏。为表感激之情,丁文选挑担南瓜去与朱母祝寿。
一代名臣已逝去二百多年,人们只能从他留下的文稿,他的手书,以及碧落桥连同他的墓地还在传唱的采茶戏《南瓜记》等来凭吊这位为民兴利,为国选才,鞠躬尽瘁、死而后已的 朝堂良佐 。诗人袁枚有《朱文端公墓下之作》,细品他的诗,与其说是称赞朱轼一生的功绩,倒不如说是对这位 帝师元老 的真实评述。
宛鸟冤鹭曾居第一班,
衣冠常惹御香还。
独将经术勷三圣,
自起清风播九寰。
玉魂骑箕苍昊上,
石麟沐雨翠微间。
寻思几滴西州泪,
仰止松楸不忍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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