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本“中国通”实为日军侵华的预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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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通]是指熟悉中国国情的外国人。中国通近年来，国内反映抗战的小说和影视作品中，几乎无一例外都要塑造一个对中国了解比较深的大反派[中国通]形象。实际上，从19世纪末开始，日本军队尤其是陆军内部，确实有一群被称为[中国通]的军人：与其他日军军官相比，他们对中国的了解更为深刻，通晓中国军队的特点，了解中国政治人物的秘辛，他们中不少人曾在中国军界政界混迹多年，能够熟练地用汉语进行交流。

但是，到底什么样的人才能被称为[中国通]呢？

[大佬]级[中国通]成名于北洋时代

在日本军队内部，[中国通]的定义有狭义和广义之分。广义上[中国通]是对中国有一定了解，能够对涉及中国的政治军事情报进行解析的军官。抗战时期，侵华日军中有一大批中高级军官符合这样的条件。但是，真正意义上的[中国通]，几乎都是在情报领域造诣比较深的日本军人。第一类是日军参谋本部中国课人员。这些军官在陆军士官学校和陆军大学学习时选修汉语，进入日军参谋本部后主要研究与中国相关的情报及战略战术。参谋本部中国课的滥觞，是明治时期[征韩论]和[征台论]催生的陆军省参谋局第二课，1916年，参谋本部在负责情报工作的第二部中正式建立了[中国情报担当课]，这是一战后日本正式将下一步侵略重点放在中国的表现。

除了参谋本部中国课人员以外，日本驻华使领馆的情报武官以及驻华特务机关人员，都会被认为是日军第一流的[中国通]。名义上，驻中国的日本武官统一受日本驻华公使（1935年以后为驻华大使）的指挥，实际上，在中国活动的日本武官大多直接接受日军参谋总长的控制。除了先后在北京、南京和上海间迁移的驻华公使馆正式武官外，日军还在上海、济南、福州、南京、广州和汉口设立了专门的[特派武官]，这些所谓的[武官]缺乏可靠的外交官身份，但在各自所在的区域拥有巨大的权力，甚至可以临时动员日本在中国各地的租界驻军。第一名驻中国的[特派武官]稻叶正夫，是在辛亥革命爆发后被日本参谋本部紧急派往上海的，他的任务，就是根据辛亥革命后的形势，协调日军当时在中国的驻军和其他军事人员。

1931年，九一八事变时期的日本陆军省新闻班，正在查看地图的日军记者

日军在中国设立的情报机关，这些年经过国内文艺作品的渲染，被吹得神乎其神。实际上，这些情报机关，大部分是由各地[特派武官]在自己的私人班底基础上建立，或是在日军租界驻军基础上组建。日军参谋本部在20世纪20年代派兵干涉西伯利亚前，长期对中国各地[特派武官]自行建立的情报机关采取[不承认不干涉]的态度，这使得日本在华的特务机关带有浓厚的[私人色彩]，各机关之间缺乏合作，内部结构迥然不同。抗日战争爆发后，日军驻中国的特务机关呈现爆炸性增长，但这使得各单位之间在职能上出现重叠，但由于日军[中国通]的数量较为有限，大部分情报机关的工作效率较低。

除了以上几类[中国通]以外，日军中狭义的[中国通]还包括在中国活动的日本[军事顾问]。在日军中，军事顾问的正式称谓是[应聘将校]，顾名思义是由中国各派系招募，担任军事顾问角色的日军军官。日本军事顾问在中国活动的高峰出现在从辛亥革命爆发到[皇姑屯事件]，在这不到20年时间里，日本军人活跃在中国各派军阀之间，一度影响甚至控制了中国的军事、外交和政治的方方面面。日军中公认的几位[大佬]级[中国通]，如青木宣纯、坂西利八郎等人，都成名于中国军阀时代。随着张作霖被炸死，以及南方的国民党和共产党引入来自苏联、德国的军事顾问，日本顾问在中国军队中一家独大的情况被彻底打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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