郭桓案与朱棣 朱元璋朱棣父子是怎样伪造历史的

小编为您收集和整理了郭桓案与朱棣 朱元璋朱棣父子是怎样伪造历史的的相关内容：长期以来，朱元璋朱棣父子的凶残本性和血腥杀戮史实已经被许多学者作了深入揭露和深刻批判，然而，朱氏父子伪造历史的种种劣迹还得不到充分正视。当今的某些学者甚至还通过朱氏父子所伪造的官方“正史”，来为其黑暗

长期以来，朱元璋朱棣父子的凶残本性和血腥杀戮史实已经被许多学者作了深入揭露和深刻批判，然而，朱氏父子伪造历史的种种劣迹还得不到充分正视。当今的某些学者甚至还通过朱氏父子所伪造的官方“正史”，来为其黑暗暴虐统治大唱赞歌。毫无疑问，这种现象是十分可悲的。我们身为21世纪的现代公民，必须有正视历史的勇气。如果不对朱氏父子伪造历史的种种劣迹做出最彻底的揭露和最严厉的批判，又怎能肃清流氓文化遗毒，弘扬中华民族传统的“实事求是”精神？

下面，我们就来对朱元璋朱棣父子处心积虑指使御用文人编造的所谓“正史”进行分析，一一消去笼罩在真相上的层层迷雾，让所谓的“圣君明主”的伪饰形象彻底消腿，显出丑陋的真形！

一、朱元璋如何掩盖打天下与坐天下时的血腥屠杀记录

现在许多通俗读物和影视剧一谈起朱元璋的“我的奋斗”史，就唾沫横飞，极尽美化粉饰之能事，什么大仁大义，怀救民于水火之心，军队纪律严明，不杀不抢，恨不得把淮西武装集团粉饰成人民子弟兵。

这种现象究其根源，完全是来自于明史中对朱元璋所谓的“以聪明神武之资，抱济世安民之志”的形象刻画，而明史的这种不负责任的粉饰，又来自于明朝官方修撰的《明实录》。实际上，《明实录》里的史料早经过朱元璋的“钦定”，许许多多血腥屠城杀俘史实早经过处理。

流传于湖南民间的“朱元璋血洗”的传说，就充分反映了淮西集团武装在夺取天下的过程中大开杀戒的历史。实际上，在专制时代通过战争夺取政权的过程，必定是十分血腥和残酷的。朱元璋淮西武装集团与陈友谅荆汉武装集团争斗的浓浓血腥味，从留在民间族谱中的历史记录就可以看出来，《厚雅田王氏谱》记：“湖以南，丁洪武杀运，扫境空虚矣！” 《攸县罗氏族谱》记：“元季末，陈友谅据湖南，与朱元璋争雄事败，元璋纵兵屠戮，湘江两岸，人烟几绝，史称朱洪武血洗湖南。其后，当地郡守招四方之民分耕其地。” 《依湖邓氏族谱》记：“吾祖世籍豫章（即江西），丁封易代，迁来血洗，系千钧一发，绵一脉于千秋！” 而与之形成鲜明对比的是，朱明官方史料中却充满了千篇一律的满纸粉饰溢美之词，如《明实录》就堂而皇之将朱元璋得胜之后的公告当作史实：“友谅稔恶不悛，仍合余烬于癸卯七月顿兵洪都城下，予乃总率舟师亲与决战，友谅败死，将士悉降。进攻武昌，其子理归命。于是湖广诸郡次第皆平，滔滔江汉遂底安流，总总黎元克全生乐，布告中外咸使闻知……”还极力掩盖湖南扫境空虚的真相，大势宣扬“上命给米赈之，召其父老复抚慰之，待友谅父母以礼，民大悦。于是汉沔荆岳郡县相继降”这样的美丽神话。

如果说“朱元璋血洗湖南”这段历史尚有可能是淮西武装集团将士所为，那么朱元璋曾在扫平张士诚武装集团的时候公然指使屠杀俘虏的历史则一目了然。明人王世贞《弇山堂别集》里所收录的朱元璋诏令就清楚地反映了这一史实。朱元璋当时奉韩林儿为主，用龙凤年号。他在龙凤十二年（即至正二十六年）三月所下的一道令旨完全是元代白话，语义浅显，连今人都很容易看懂——“当城破之日，将头目、军人一概杀了，倒无可论。掳了妻子，拨将精汉来我这里，陪了衣粮，又费关防，养不住。”很明显，老朱这道令旨的意思是把张士诚守军“一概杀了”，他生怕“养不住”。

他在龙凤十二年十一月所下一道令旨也很通俗易懂——“十一月初四日捷音至京城，知军中获寇军及头目人等六万余众。然而俘获甚众，难为囚禁。今差人前去，教你每军中将张军精锐勇猛的留一二万，若系不堪任用之徒，就军中暗地去除了当，不必解来。”六万多俘虏只能“精锐勇猛的留一二万”，其他人不必解来，这是多么凶残的杀俘手段。世人都知白起项羽屠杀战俘，却不知这位朱皇帝杀俘手段远远超过古人。唐乾宁二年十一月，朱温曾在钜野（今山东巨野）之南大败朱瑄部，俘虏3000 余人，傍晚打扫战场时，忽然狂风暴起，沙尘沸涌。朱温借故说：“此乃杀人未足耳！”于是下令把俘虏全部杀死。然而朱元璋杀俘手段比朱温这位本家更是高明，掩饰得也更为巧妙。他在《明实录》中以大量的言江外江论坛论把自己打扮成一个仁义道德的千古明君，厚颜之程度恐怕张士诚地下有知也要咂舌不已，如“上既抚定宁越，欲遂取浙东，未下诸郡，集诸将谕之曰：仁义足以得天下，而威武不足以服人心。夫克城虽以武，而安民必以仁。……吾每闻诸将下一城得一郡不妄杀人辄喜不自胜，盖师旅之行势如烈火，火烈则人必避之，故鸟不萃鹰鹯之林，兽不入网罗之野，民必归于宽厚之政，为将者能以不杀为心，非惟国家所利，在己亦蒙其福，为之子孙者亦必昌盛。尔等从吾言，则事不难就，大功可成矣”，又如“今惟浙西姑苏诸郡未下，故命卿等讨之，卿等宜戒饬士卒，毋肆虏掠，毋妄杀戮，毋发丘垄，毋毁庐舍”，再如“天地以生物为心，帝王以不杀为德。自三代以下汉高祖、唐太宗、宋皆承天运奋武威以定乱，行仁义以安人，惟秦不然，坑赵降卒十万，古今非之，虽能混一，享国不长，天道昭然矣。朕每遣将出师，必加训谕降者抚之，抗者诛之，故凡其来降大小咸授以职，保其父母妻子。”

不仅屠杀百姓、战俘种种真相被掩盖，就连谋杀刘福通这样大人物的历史，都可以在官方档案中恣意篡改！《明实录》对刘福通之死是这样描述的：“癸酉，张士诚将吕珍攻刘福通等于安丰，入其城杀福通等。先是，福通等兵势日蹙，以安丰来附，至是为珍所杀。”然而刘福通果真是死在安丰，被张士诚部将干掉的吗？

近代以来许多学者都对刘福通之死作了考证，如任崇岳《韩林儿刘福通死难考辨》，李海萍陈频的《刘福通之死考辨》，都一致认为刘之死是死于瓜步沉舟，即被朱元璋谋杀。《中国通史》对刘福通的死因描述是：“至正二十六年十二月，朱元璋命廖永忠迎小明王、刘福通至应天（今南京），途经瓜步，廖永忠将他们沉入水中溺死。”

朱元璋对自己的残暴独夫政治却毫无自知之明，认为是“宋元以宽失，朕收平中国，非猛不可”，并在御制大诰序里为自己屠杀找借口说：“抑前代污染而有此欤。然况由人心不古致使而然。”

在《明实录》里，帮闲的御用文人们则用朱元璋的“金口玉言”掩盖了胡蓝大狱牵连的无辜者，仅对这两位主角的“不轨”作了介绍：“朕自即位以来，累命儒臣历考旧章，上自朝廷下至臣庶，冠婚丧祭之仪服舍器用之制，各有等差，著为条格，俾知上下之分。而奸臣胡惟庸等擅作威福谋为不轨，僣用黄罗帐幔，饰以金龙凤文迩者；逆贼蓝玉越礼犯分，床帐护膝皆饰金龙，又铸金爵以为饮器，家奴至于数百，马坊廊房悉用九五间数，而苏州府民顾常亦用金造酒器饰以珠玉宝石，僣乱如此杀身亡家……”对郭桓案则轻描淡写一笔带过“户部侍郎郭桓坐盗官粮诛”。

实际上，朱元璋杀人有时根本就是临时起意，想杀就杀，毫无征兆可言，如中书右丞相汪广洋已开始是被贬斥流放至海南，然而朱元璋后又突起杀机，下诏书赐死。而《明实录》则巧妙粉饰为：“广洋得所赐书，益惭惧，遂自缢卒。”于是将老汪的被杀变成了畏罪自杀。

朱元璋的凶残本性于洪武三十年七月在国子监对学生们的一段训话里表现得淋漓尽致，《南雍志》里记载了这段标准元代白话口语的训话：“恁学生每听着：先前那宋讷做祭酒呵，学规好生严肃……如今着那年纪小的秀才官人每来署学事，他定的学规，恁每当依着行。敢有抗拒不服，撒泼皮，违反学规的，若祭酒来奏着恁呵，都不饶！全家发向烟瘴地面去，或充军，或充吏，或做首领官。今后学规严谨，若有无稽之徒，敢有似前贴没头帖子，诽谤师长的，许诸人出首，或绑缚将来，赏大银两个。若先前贴了帖子，有知道的，或出首，或绑缚将来呵，也一般赏他大银两个。将那犯人凌迟了，枭令在监前，全家抄没，人口发往烟瘴地面。钦此！”很明显，这正是朱元璋的标准口语。老朱老而弥坚，在训话中恐吓学生，如果违反学规，全家发配充军去“烟瘴地面”，如果写帖子提意见，不仅要临迟处死，全家也要抄没，发配去“烟瘴地面”。然而在《明实录》里，老朱的残暴个性荡然无存，居然摇身一变成了一位关心教育爱护莘莘学子的慈父，高瞻远瞩，语重心长：“太学育才之地，朝廷厚廪禄、广学舍、延致师儒，以教诸生，期于有成，为国家用。近者师道不立，学规废弛，诸生惰业，至有不通文理，不精书筭，不谙吏事，甚者抗拒师长，违越礼法，甚非育材养贤之道也。向者已令条陈学规，俾师生遵守，尔等宜申明之。”

从伪造历史这一点来看，朱元璋的“不要脸”，真真达到了登峰造极前无古人后无来者的程度，因为他彻底把“不要脸”三字落到实处，竟然伪造出一张假脸来示人以慈眉善目。那张假的“慈眉善目”现存于北京故宫博物院，那张真的“奇骨贯顶”则悬于南京明孝陵享殿内。当今中学历史课本上的插图朱元璋像即为后者。

连脸都不要，其人留下的历史有多少可信度自然不言而喻……

二、朱棣如何学习他老子手法亦步亦趋另辟蹊径别开生面

朱棣的形象，在今人的眼中，比起他老子朱元璋倒还更胜一筹，当今没骨头的文人，竟然还给他戴上了一顶“永乐大帝”的高帽，美化粉饰之有甚于朱元璋。

然而这位“大帝”在伪造粉饰历史这一方面却完全师承了他老子这一套手法，不仅亦步亦趋曹守萧规，而且还能另辟蹊径别开生面。

在夺取天下那场靖难之役里，朱棣也曾屠杀俘虏，不过他玩的是让手下顶罪，他则扮红脸出面谴责的把戏。如朱棣手下御用文人炮制的《奉天靖难记》是这样记录他的杀俘历史的——尚余三千余人，日已向暮，以来日遣之。 黎明，令丙侍给旨，悉为谭渊所杀。上闻，亟召渊，责之曰：“尔虽善战，功则有之，然擅杀降者，过亦岂掩？一人之身，岂足以偿三千人性命？我每临阵，痛戒尔辈勿杀，他将皆遵令，惟尔好杀不止，尔必不免。”渊曰：“此皆各处精选壮士，今放回，明当复来杀我，尽力以获之，复纵归以资敌，为害不已，故臣计不如坑之。”上曰：“如尔所言，凡与我为敌者，必尽杀乃已，尔之不仁如是。”渊惭悚而退。

很明显，谭渊这厮替朱棣背上了“尔好杀不止”的恶名，朱棣貌似雷霆震怒，然而不过是雷声大雨点小，仅仅令其“惭悚而退”。

最令人不齿的是，朱棣为了抹黑自己的政治对手大哥朱标和侄儿朱允炆，居然示意手下文人在《奉天靖难记》里连篇累牍的伪造历史，用谎言把自己的亲哥哥，亲侄儿塑造成两个魔鬼。

《奉天靖难记》是怎样刻画朱棣大哥朱标形象的呢？——懿文太子所为多失道，忤意。尝督过之，退辄有怨言，常于宫中行呪诅，忽有声震响，灯烛尽灭，略无所惧。又擅募勇士三千，东宫执兵卫。

原本忠厚老实，为老师宋濂求情不惜以投水来劝阻朱元璋的朱标在朱棣御用文人的诬蔑下居然成了一个丧心病狂用巫蛊之术诅咒生父的恶棍，连上天示警也毫不畏惧，而且还擅募兵士企图发动兵变逼宫。俗话说“长兄如父”，虽说政治无情，但朱棣如此对待自己一个死去的长兄，行径也太卑鄙，太有失他那个时代的人伦礼教。

《奉天靖难记》又是如何刻画朱棣的侄儿建文帝朱允炆形象的呢？——时诸王坐废，允炆日益骄纵，焚高皇帝、孝慈高皇后御容，拆毁后宫，掘地五尺，大兴土木，怨嗟盈路，淫佚放恣，靡所不为。遣宦者四出，选择女子，充满后宫，通夕饮食，剧戏歌舞，嬖幸者任其所需，谓羊不肥美，辄杀数羊以厌一妇之欲。又作奇技淫巧，媚悦妇人，穷奢极侈，暴殄天物，甚至亵衣皆饰以珠玉锦绣。各王府宫人有色者，皆选留与通，常服淫药，药燥性发，血气狂乱，御数老妇不足，更缚牝羊母猪与交。

写建文帝的这一段实在可以入《笑林广记》了。朱允炆又不是个，没事去烧朱元璋马大脚的画像干嘛？身为一国之君杀了几头羊也成了大罪。淫乱后宫倒也罢了，竟然还成了一个“狂”，成天发泄“兽欲”，世间还有比这更荒唐无稽的事么？对建文帝的诬蔑只能说这已经超出常人的理智范围已达歇斯底里无所不用其极的程度，或许，这正是朱棣对自己侄儿的病态畸形仇恨心理真实流露的侧面反映。实际上，当年朱允炆被朱元璋正式宣布为皇位继承人后，朱棣有一次见到朱允炆，竟然手抚其背戏谑道：“不意儿乃有今日！”也许是当年的嫉妒和仇恨心理压抑得太久，朱棣只有在《奉天靖难记》里纵情释放出来。

伪造历史抹黑朱标朱允炆还不算，《奉天靖难记》竟然还把朱允炆的那帮忠臣也全都变成了奸恶无耻毫无气节的软骨头——时有执方孝孺来献，上指烟焰处谓方孝孺曰：“今日使幼君自焚者，皆汝辈所为也，汝死有余辜。”方孝孺稽首折哀乞怜，遂命收之。”

同样的笔法还见于《大明太宗文皇帝实录》：“丁丑，执奸恶齐泰、黄子澄、方孝孺等至阙下，上数其罪，咸伏其辜，磔戮于市。”

中国自古以来，有一种“秉笔直书”的操守和气节，《正气歌》中曾言道“在齐太史笔”，弘扬的就是齐国太史直书齐国大夫崔杼弑君的精神。然而朱棣要摧毁的正是这种“秉笔直书”的操守和气节，如叶惠仲，“永乐元年，坐直书‘靖难’事，族诛”。

事实上，朱棣对历史动手脚还不止是在“靖难”前后。从永乐十二年起，至永乐十九年止，朱棣因为宠妃权氏之死前后杀戮宫女逾三千。 然而这一后宫大屠杀惨剧，在《太宗实录》里却没有一点踪迹。后人之所以能得知，仅仅由于当时宫中有个名叫金黑的朝鲜籍奶妈，她在朱棣死后，得返朝鲜，将全部经过对朝鲜国王做了汇报，然后载于《李朝实录》。

朱元璋朱棣父子一面大搞血腥残暴统治，一面伪造历史，贬斥真善美，弘扬假恶丑，可叹不仅是明朝的士风，甚至连中国的历史、社会和人性，也不得不为他们的卑劣行径，而付出沉重的代价。 明末清初的大学者顾炎武认为,“洪武、永乐之间”为“世道升降之会”,也是世道人心发生大面积倾颓和扭曲的时代。他这种看法，不能不说是很有建设性，很发人深省的。

因此，后人完全有理由怀疑，朱元璋朱棣父子这辈子究竟还有哪些见不得人的暴行已经石沉大海，被明朝官方史志抹杀得一干二净！

胡适曾说过一句意味深长的话：“历史是一个任人打扮的小姑娘。” 吴思则对胡适的这句针锋相对说道：“被打扮的历史没有好下场。” 事实上，朱元璋朱棣父子在历史上大动手脚、大拆烂污，使得后人要花很多时间很多精力去思考去补救去洗刷去清扫去还债。说白了，就是要为其“擦屁股”。 倘若今人对于所谓的“明代正史”仍不做具体历史分析，仍然还是继续“瞒和骗”的蒙混与暧昧，这无异于放弃中国自古以来的“秉笔直书”与“实事求是”精神，无异于放弃对中国社会文化未来走向的负责精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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