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自成起义军深得民心的政策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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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自成起义军之所以能够深得民心，主要是因为受益于其在崇祯十三年以后推行的减轻赋役负担、赈济贫穷、严明军纪和平买平卖四项政策，而非土地政策。李自成起义军提出了 均田免粮 口号，而根据明清时期 均田 的含义、李自成的思想体系以及起义军推行的土地政策来看，此处 均田 不是指平分土地。明官府也曾注意到当时的社会矛盾，实行过与李自成起义军相类似的政策以自救，但终因阶级利益所碍未能彻底推行，从而走向败亡。研究李自成起义军的上述政策，对重新客观审视晚明时期的社会状况和明末农民起义所达到的政治水平具有重要价值。

关键词：李自成起义军;政策分析;土地问题;均田口号 李自成起义军为什么在明末农民起义的各支武装中能够成为成就最辉煌的一支呢？其原因是多方面的，但其中最重要的原因是这支起义军在崇祯十三年以后实行了若干深得民心的政治、经济政策。这些政策解决了当时老百姓深感其苦的某些社会问题。研究这些政策，有助于了解这些政策提出时的社会状况，有助于了解这次起义所达到的政治水平。 一、李自成起义军的四项惠民政策 1.减轻赋役负担 李自成起义军在赋役方面宣传的口号，主要是不征赋役或几年内不征赋役。如有 免粮 [1]（传卷31,《李自成传》）、 迎闯王，不纳粮 [2]（卷309）、 三年不征 [3]（卷2）、 五年不征 [1]（纪17,《毅宗烈皇帝纪》）等记载。起义军为扩大影响所传布的歌谣也是属于这方面的内容。如有 吃他娘，着他娘，吃着不尽有闯王，不当差，不纳粮 [4]听城网（卷8）， 吃他娘，吃着不尽迎闯王，不当差，不纳粮 [5]（卷9）， 吃他娘，穿他娘，开了大门迎闯王，闯王来时不纳粮 ， 朝求升，暮求合，近来贫汉难存活，早早开门拜闯王，管教大小都欢悦 [6]（卷23）， 杀牛羊，备酒浆，开了城门迎闯王，闯王来时不纳粮 [7]（卷63）。此外，有少数记载说明起义军还宣布减轻赋役。而从实际情况看，起义军确实没能废除赋役的征收，只是所征有所减轻。关于征收赋役的记载，如崇祯十六年六月刚刚拿下西安后，李自成就 定令以明年正月起，每粮一石，派草六千斛，解送省城;搬运之费倍之 [8]（卷6）。关于所征较轻的记载，如在河南辉县，原来明朝每亩钱粮实际征收额达到 一钱三分至二钱余 [9]（卷8），而李自成起义军在这里 每地一亩派银五分 ①，两者相差数倍。起义军并没有完全废除赋役的征收，只是所征较轻，这是可以理解的。由于起义军要进行战争，军费开销浩大，只靠接受攻克地区的明朝仓库以及籍没、征发、 拷取 缙绅富室的财物是满足不了需要的，而且这也不是长久之计。故实行正常的赋役征收就势不可免了。总括李自成起义军的宣传口号和实际做法，估计其赋役政策可能是有些地方暂免一段时间，或三年，或五年，有些地方则按较轻的税率进行征收。 李自成起义军之所以在崇祯十三年以后提出这种赋役政策，是由于当时人民群众所最感痛苦的问题正是明政府强加给他们的沉重的赋役负担。天启崇祯之际起义之所以爆发，沉重的赋税剥削就是重要原因之一。起义爆发后，明政府既需要兴兵镇压，又要防范满洲贵族的入犯，两面作战的处境使明朝政府不得不冒着危险，继续加征赋税。崇祯三年，在万历末年加派辽饷五百二十万、每亩合九厘之外，根据兵部尚书梁廷栋的意见，户部尚书毕自严奏请每亩 再增三厘，于是增赋百六十五万有奇 [2]（卷257,《梁廷栋传》）。崇祯八年， 总督卢象昇请加官户田赋十之一，民粮十两以上同之，既而概征每两一钱，谓 助饷 [10]（卷2,《田赋》2）。崇祯十年，兵部尚书杨嗣昌 议大举平贼。请以陕西、河南、湖广、江北为四正，四巡抚分剿而专防，以延绥、山西、山东、江南、江西、四川为六隅，六巡抚分防而协剿，是谓十面之网。 因议增兵十二万，增饷二百八十万。其措饷之策有四：曰因粮、曰溢地、曰事例、曰驿递。因粮者，因旧额之粮，量为加派，亩输粮六合，石折银八钱，伤地不与，岁得银百九十二万九千有奇。溢地者，民间土田溢原额者，核实输赋，岁得银四十万六千有奇。事例者，富民输资为监生，一岁而止。驿递者，前此邮驿裁省之银，以二十万充饷 [2]（卷252,《杨嗣昌传》）， 当时谓之剿饷 [11]（卷36,《明末辽饷、剿饷、练饷》）。崇祯十二年，为了抽练边兵、操练 民兵 ，又加 练饷 ， 剿饷外，复亩加练饷银一分，共增七百三十万 [10]（卷2,《田赋》2）。无休止的加派给人民带来的负担急剧增大，成为当时最严重的社会问题。崇祯八年，侍读倪元璐就曾谈到这一点， 今民最苦，无若催科 。右佥都御史、山西巡抚吴甡把它看做山西群众的三苦之一： 晋民有三苦。一苦凶荒，无计糊口。一苦追呼，无力输租。一苦杀掠，无策保全。由此悉为盗。 [2]（卷252,《吴甡传》） 由于李自成起义军减轻人民赋税负担的政策适时解决了当时人民的最大痛苦，因而深受人民的欢迎。如《明季北略》载： （李）岩遣党伪为商贾，广布流言，称自成仁义之师，不杀不掠，又不纳粮，愚民信之。唯恐自成不至，望风思降矣。 [6]（卷13,《李岩归自成》）同书另载： 自成驰檄黄州，指斥乘舆，伪托仁义，以诱远近。伪示有三年免征、一民不杀之语，愚民皆感之。李岩复私作民谣，令党诵之云： 穿他娘，吃他娘，开了大门迎闯王，闯王来时不纳粮。 以故所至风靡。 [6]（卷19,《李自成屠黄陂》）《平寇志》记载： 贼遣伪官于山东、河南州县，先遣牌至。士民苦征输之急，痛恨旧官，借势逐之，执香迎导，远近若狂。无耻旧官，或置酒交代而去。李岩等造为谣言曰： 吃他娘，着他娘，吃着不尽有闯王，不当差，不纳粮。 河南以北，远近传播，不逞者延颈思乱。 [4]（卷8） 2.赈济贫穷 李自成起义军将从明朝官府和绅富手中没收、征发或拷取来的部分财物，用来赈济穷苦的老百姓。如《平寇志》载：崇祯十四年攻下洛阳后，李自成起义军 发府谷与藩邸巨室米数万石，赈济饥民 [4]（卷4）。再如《北事补遗》载： 贼 无他伎俩，到处先用贼党扮作往来客商，四处传布说： 且将富家银钱分赈穷民。 [12]（卷6）这种赈济贫民的政策，在崇祯十三年以后是非常适时的。 广大劳动人民因为极端贫困、生活无计，才于天启崇祯之际揭竿而起。此后他们的境况并未得到改善。如前所述，税收仍在一天天加重，天灾在崇祯年间也发生得异常频繁，仅据《明史 庄烈帝纪》记载就有如下灾害： 崇祯元年： （七月）浙江风雨，海溢，漂没数万人 ， 陕西饥 。 崇祯二年： 久旱 。 崇祯三年： 久旱 。 崇祯四年： 冬，延安、庆阳大雪，民饥 。 崇祯五年： 京师大雨水，壬申，河决孟津 。 崇祯七年： 登、莱饥 ， 山西自去年不雨，至于是月（三月 笔者注），民大饥 。六月， 河决沛县 。 崇祯九年： （二月）山西大饥，人相食。乙酉，宁夏饥 。三月， 南阳饥 ①。 崇祯十年：三月，陕西灾。 是夏，两畿、山西大旱。秋七月，山东、河南蝗，民大饥 。 崇祯十一年：六月， 两畿、山东、河南大旱 。 九月，陕西、山西旱， 饥 。 崇祯十二年： 六月，畿内、山东、河南、山西旱蝗 。 崇祯十三年： 是年，两畿、山东、河南、山、陕旱蝗，人相食 。 崇祯十四年： 六月，两畿、山东、河南、浙江、湖广旱蝗 。七月， 临清运河涸，京师大疫 。 崇祯十六年： 京师自二月至七月大疫 。 连年不断的自然灾害，将人民推到了死亡边缘，再加上战争连年，更加深了人民的痛苦。在崇祯年间，全国许多地区，尤其是处于战争中心、灾害又十分严重的华北和中原一带，一片荒凉萧索的景象。如《平寇志》记载，崇祯九年 汝颍光固开归，关厢市集尽空，鸡犬无声，村谷残民夜伏丰草茂林中，采野穗为食，田陇间乱木成拱，虎狼千百群行，杳非人境 [4]（卷2）。 《平寇志》记载崇祯十年的情况， 秦晋燕豫楚蜀，田皆汙莱，疾耕以供县官者，江南两浙耳 。 河洛赤地数千里，多不耕之土，无输纳之民。 [4]（卷3）河南省内黄县苏王尉村的《荒年志》碑记载，崇祯十三年，内黄县 穷者饿极，凡遇死人，争剜肉以充腹，甚至活人亦杀而食。垣颓屋破，野烟空锁，母子分离，赤地千里 。在这种情况下，饥寒交迫的贫苦劳动人民迫切需要赈济以渡过难关。由此可见，李自成起义军在这时执行赈济贫困的政策十分符合老百姓的愿望。 史料里记下了李自成起义军由于实行赈济贫穷的政策而大受欢迎的情况，《怀陵流寇始终录》载：李自成起义军 以所掠施贫民，造为谣言，仁义之声传播 [13]（卷13）。《绥寇纪略》记载：李自成起义军 过城不杀，因以所掠散饥民，民多归之，号为李公子仁义兵 [14]（卷9）。 3.严明军纪 李自成起义军自崇祯十三年以后，非常注意军纪。《明季北略》载： （李）岩密遣党作商贾，四出传言：闯王仁义之师，不杀不掠。 [6]（卷23）《石匮书后集》载，在河南城下 贼 秋毫无犯，自成下令曰：杀一人者，如杀吾父，淫一女者，如淫吾母 [7]（卷63）。《平寇志》载：在湖北李自成发布檄文，宣布 急兴仁义之师，拯救涂炭。今定承天、德安，亲临黄州，遣牌知会，士民勿得惊慌，各安生理。各营有擅杀良民者，全队皆斩 [4]（卷6）。《平寇志》载，李自成起义军进入北京后， 遍贴安民榜云：大帅临城，秋毫无犯，敢有擅掠民财者，凌迟处死。有二 贼 掠缎铺，立剐于棋盘街。民间大喜，安堵如故 [4]（卷9）。 在兵荒马乱的年月，军队扰民是很容易发生的事情。当时的明朝官军就是如此。《石匮书后集》记载： 明季以来，师无纪律，所过镇集，纵兵抢掠，号曰 打粮 ，井里为墟。 [7]（卷63）有的还杀老百姓的头拿去 献功，以愚主将，主将以愚监纪，监纪不知，遂奏其功。此弊踵行久矣 [6]（卷16）①。当时官军中还出了不少有名的纵军为恶的将领，左良玉就是其中之一。《平寇志》载：崇祯十年二月左良玉被调到潜、太 入山搜捕 起义军， 良玉新立功，骄蹇不奉调发，惮入山险，屯舒匝月，拥降丁万余、妇竖数千，为营环数十里，所至排墙屋，汙妇女，掠鸡豚，村集为墟 [4]（卷3）。而李自成起义军却纪律严明，秋毫无犯，与官军形成鲜明的对照。 由于李自成起义军军纪严明符合广大人民的利益，从而得到民众的衷心拥护。《明季北略》记载说： 癸未（崇祯十六年），李自成、张献忠益炽，上不时召对群臣。马世奇对曰： 今闯、献并负滔天之逆，而治献易，治闯难。盖献，人之所畏;闯，人之所附。非附闯也，苦兵也。一苦于杨嗣昌之兵，而人不得守其城垒;再苦于宋一鹤之兵，而人不得有其室家;三苦于左良玉之兵，而人之居者、行者俱不得安保其身命矣。贼知人心所苦，特借剿兵安民为辞，一时愚民被惑，望风投降。而贼又为散财赈贫，发粟赈饥，以结其志。遂致视贼如归，人忘忠义。其实贼何能破各州县？各州县自甘心从贼耳。 [6]（卷19,《马世奇入对》）官军由于军纪败坏而败给李自成起义军的典型事例，当属崇祯十五年十二月的襄樊战役。《平寇志》对此有生动的描写： 左良玉自朱仙镇南渡，久屯襄阳，诸降卒附之，拥众二十万。其饩于官者仅二万五千余，皆因粮村落，襄人不堪。闯贼合曹、回、革、左四十万，席卷泌阳、唐县而西。良玉营襄阳近郊，大造战舰于樊城，将避敌入郢。襄人怨之，焚其舟。良玉怒，掠荆襄巨贾船，载军资妇女，身率诸军营樊城高阜。樊城西多浅滩，令副将惠登相截羊皮滩，游击于躍鳞截钟家滩。虑贼绕他道蹑其后，沿途伏雷、暗弩甚设。时贼势大，襄洛之民，牛酒迎贼。戊辰，贼骑数万至樊城。良玉乘高飞炮，击杀千余骑。贼趋羊皮诸滩，不得渡。樊民怨良玉，导贼避伏机，绕道至白马渡，临河欲济。良玉惊徙，合郧抚王永祚兵拒之。贼驱樊民架扉负大炮渡滩，以骑压其后，步骑相逼，不得前却。两军鸟枪、弓弩注射，横尸江面者数千。卒不能遏。良玉惧，拔营南走，贼亦不敢逼。既渡，攻城，王永祚奉襄、唐二世子，跳城走岳阳、武昌。己巳，襄阳陷。 [4]（卷5） 4.平买平卖 明代商品经济相当发达，明官府对工商业却大肆摧残。比如当时有供应政府物品的所谓行户名色，对此连南明皇帝也不得不承认， 实地方害民之恶政 。对于这种行户，稍微手轻一点的官吏， 尚以官价买之，比市价十去五六 。官吏中之 全无良心者，直标票取寄。吏书缘之，奸孔百出 [15]（卷6）。与明朝政府相反，李自成起义军在崇祯十三年以后明确提出对工商业给予充分保护。《石匮书后集》记载，李自成起义军在河南 抚流亡，通商贾 [7]（卷63）。《北事补遗》记载，李自成起义军 到处先用 贼 党扮作往来客商，四处传布，说 贼 平买平卖 [12]（卷6）。《明季北略》载：崇祯十七年三月十五日，李自成 行牌郡县云： 知会乡村人民，不必惊慌，如我兵到，俱公平交易，断不淫污抢掠 [6]（卷20）。李自成起义军推行的这种工商业政策理所当然地受到工商业者的拥护。李自成起义军包围开封时，有个 锻者孙忠，私造铁箭镞数百，怀之出城，为门军搜出，怀手摺一个，称 贼 为天兵老爷 [16]（《奸民通贼》）。这个锻者的行动，反映了当时大多数工商业者心向李自成起义军的情形。许多工商业者还参加了起义军，有的还做了起义军的首领，《北事补遗》载： 贼 兵尝曰：我主原是个打铁的，今后军都督府张家，原是个补锅的 [12]（卷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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