魏忠贤：是奸恶宦官 还是维稳能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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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历史书籍或者剧集中常常出现这么一句：阉党误国，出演宦官的角色多是白脸无须、一脸奸诈，这些宦官也常是媚上欺下、心狠手辣之辈。《新龙门客栈》里面的东厂督公曹少钦，以及《笑傲江湖》中的东厂厂公，都是这样一类货色，这源于历史上自汉末十常侍，而到明末宦官留下的极其恶劣的名声。

　　但是，宦官这一特殊的人群，是历史发展中出现的特殊的产物，真正历史上的宦官也并非脸谱式千篇一律的白脸奸角。唐玄宗时辅助朝政的高力士被称为“千古贤宦第一人”，明成祖时期的三宝太监郑和以一残躯而名扬万国，而一位身负骂名数百年，常引起极大争论的，便是“九千九百岁”的魏忠贤。

　　魏忠贤少时没有什么才干，混迹街头，常与他人赌博输钱，人近中年后自行阉割，改名参加宫内宦官选拔，于万历中期被选入宫中。明廷宦官选拔极其严格，自明宣宗起征学士为宦官讲学后，识文断字已经成为宦官的基本技能，而魏忠贤却少时贫寒根本不识字，可知他刚入宫时是多么困窘的境地。

　　内廷之中心计争斗往往十分激烈，不是狡黠聪警之人，根本没法生存，更遑论步入高位。魏忠贤却很有远见，聪敏机灵，极其善于结交贵人。先巴结到太监孙暹，进入掌管内廷布匹物资的甲字库，后又得到魏朝的赏识，得以结交司礼秉笔太监王安。“形质丰伟，言辞佞利”，长得不错又很会讲话，颇有远见地，牢牢吸引住当时还是皇长孙朱由校乳母的客氏，两人结为对食，关系越来越亲密。自此，魏忠贤完成原始资本的积累，为日后飞黄腾达打下坚实的基础。

　　随后明熹宗朱由校即位，大肆封赏其东宫旧人，魏忠贤得此而升任司礼监秉笔太监，并兼提督宝和三店。魏忠贤不识字但能博闻强记，又擅于揣测皇上心意，因此很得朱由校的信任，处心积略在宫内营结其他太监，后又设计除掉了王安逐渐形成了自己的势力。

　　自明神宗多年怠政起，朝廷形成各方势力相互攻讦，肆意排挤，是为党争。而以顾宪成为首组织起的东林朋党“以危言激论相尚”，并且打着清谈廉政的名号，吸引了大量的士人依附，成为了明末一个相当具有争议的隐形组织。

　　而这些东林志士常常不顾场合和现实情况，对朝政做出激烈的讽刺，甚至攻击内廷之事，可见其熊胆极大。天启二年，初夏下起冰雹，东林党人周宗建上书说冰雹下的不合时宜，将此诬赖为魏忠贤的谗言和邪恶造成的，随后还有一批党徒附和。这些毫无说服力的理由，朱由校当然不会轻信，这些清谈之士暴露出极其幼稚的政治观，也让朱由检毫不犹豫的更加排斥不重用他们。

　　魏忠贤因此意识到外廷的重要，逐渐在私下培植个人势力，凭借朱由检的宠信和权威，在一些官职上安排植入自己的亲信之人，打压与其对抗的官员。此时的魏忠贤，还不敢太过于嚣张，更多的只是和一些低位的言官过招。

　　在打压王文直之时，撤换违背其意的执掌镇抚司刘乔，引起东林党众的全面反击，御史李应升就内廷操练士兵的事进谏，给事中霍守典因魏忠贤乞求祠堂匾额而进谏，御史刘廷佐以魏忠贤滥加荫封进谏，全部都被魏忠贤矫旨捉拿，此举引起拥戴熹宗即位有功的副都御史杨涟的极大愤怒，上书弹劾魏忠贤二十四宗罪。

　　魏忠贤慌不择路，向时任礼部尚书的东林元老韩爌哭诉请求调解，韩爌不答应后，只能向朱由校求救，在客氏和王体乾的维护下才得以幸免。由此可见，魏忠贤并非一手遮天，敢擅权处置的不过是一些低级别的言官，而当真正引起高官的反感，魏忠贤的处境也是相当危险。

　　这从另一个方面也可以看到，官员上达天听之路并未堵塞，朱由校虽在内廷摆弄木匠之活，却实时掌控着外廷的动向，稍有风吹草动都能立即获知，朱由校任由魏忠贤在外廷攻击官员，其一是乐得清闲，其二也是想借此压制外廷党争。

　　此事过后，满朝文武都看出朱由校对其信任有加，不可轻易撼动魏忠贤在其心中地位。魏忠贤则异常恼怒，随后更加肆意营党结私，展开对东林党的全面反攻。朱由校也乐于利用魏忠贤打压东林党众，平衡朝中势力。

　　从天启二年直至天启七年，魏忠贤将东林党众几乎全部排挤出朝廷，肆意安插自己的亲近之人。对朝臣和百姓都采取高压的措施，四处流民起兵但都很快被平灭，辽东战事相久持平，与荷兰两次在澎湖交战都取得胜利，不得不说魏忠贤且具有一定的军国政治手腕。

　　但是明末朝纲崩塌，党争纷扰，东林党众所提倡的廉正奉公，振兴吏治，开放言路，革除朝野积弊，反对权贵贪纵枉法也不过是面子工程，在庙堂之高尚且无人真正关心民间疾苦，处江湖之远反而清谈廉政爱民，处处阻碍朝政。无论是哪一方势力，都未能真正想办法解决，明末最为关键的百姓生存问题，无非都是维持势力均衡，太平即可。

　　魏忠贤获得朱由校全心信任之后，更加嚣张跋扈，肆意封赏亲近之人。满朝文武巴结认作干爹，出行带刀锦衣卫开路，士大夫行五拜三叩头礼，口呼九千九百岁爷爷。更为过分的是，魏忠贤竟然派其侄子魏良卿代天子供祭南北郊社，祭祀太庙，朱由校竟昏聩而至如此!天下之人都觉得皇权已经旁落，而当任何权臣影响到皇帝的权威并引起大众的猜疑时，那么他的好日子也就到头了。

　　天启七年八月，明熹宗驾崩，信王朱由检即位，是为明思宗，时年十六岁。朱由检还是信王的时候，就表露出对魏忠贤等的厌恶，刚一即位，杨所修等官员攻击阉党“五虎”之首崔呈秀，来试探皇帝心思，朝堂之上也都议论纷纷。

　　朱由检虽然尚未发作，可满堂文武心知肚明，于是由一贡生弹劾魏忠贤十宗罪：一并帝，二蔑后，三弄兵，四无二祖列宗，五剋削藩封，六无圣，七滥爵，八掩边攻，九朘民，十通关节。仔细研读这十条罪证，我们会感觉到魏忠贤并没有后世史者描述的穷凶极恶、罪大恶极。

　　朱由检最不能忍的其实就是第一、二条，这点也是朱由检诛杀魏忠贤的主要原因。魏忠贤“九千岁”的势头意味着皇权的旁落，而初登极位者最关心的事情便是集中权力，树立权威。第三条纯属牵强附会，魏忠贤劝明熹宗在宫中操练会武功的宦官，是为保护熹宗，毕竟那时党争严重，形势颇为恶劣。倘若魏忠贤有心起事，在崇祯开始准备动他时，就不会束手就擒，更不可能畏罪自杀。

　　第五、七、九、十条，试问明末，除了少数极其清廉、像海瑞那般偏执狂的官员，谁没有做过?就连袁崇焕也替魏忠贤上书替其建立生祠。魏忠贤被弹劾之后，不足三月，朱由检将其发配至凤阳守陵，后来又下令捉拿魏忠贤时，他畏罪自杀。

　　魏忠贤等阉宦之害不可不大，只是这一切，都是在“木匠皇帝”的授权和指示下才发生的，而对于这样一个无道昏君，《明史》还记述其“帝性机巧”，魏忠贤就是在权势最耀之时，也未能真正掌控朝廷，不然朱由检何以一继位，就有杨所修等人可用。魏忠贤数百年的骂名，绝大多数是替明熹宗背了锅而已。

　　朱由检诛尽魏忠贤一众党羽，通过这样的雷霆手段向朝堂百官展示了皇权所在，也展现这个少年天子不同常人的城府和意志，为其后来主政十七年打下了稳定的基础。朱由检继位后，立即重用天启年间被打压下去的东林党，而此时的他们，却不再是天启初年真正正直廉洁的官员。

　　明熹宗在病危之时谕示“魏忠贤、王体乾忠贞可计议大事”，这些话就是说给其弟朱由检听的。熹宗让崇祯好好用魏，这个用是利用，利用他平衡内外朝势力，熹宗认为他的弟弟有尧舜之能，再加上魏忠贤的用处就可以使国家走的更好。崇祯一开始不信，后来才意识到平衡的打破，却又没能找到更到的御下之术，只能信赖更多的宦官，可这些宦官既没有魏的胆识能耐，在朱由检手下也不可能得到那么大的权力，所以根本成不了气候。

　　由此可见，宦官之祸非在于宦官本身，而在于君臣之间。明朝多年积攒下来的弊端矛盾在崇祯朝全面爆发，大明已经完全承担不起任何的折腾了。

　　魏忠贤害政，坏不在魏忠贤这个人，而在于政治结构的失衡，任何一个有野心的官员，掌握巨大的权力后都会害政。熹宗在位时，魏忠贤的行为都得到了皇帝的默许，被官员弹劾时他也非常害怕，朱由检登基之初，要其死，他同样也没有反抗。说明皇权是仍然牢牢掌握在皇上手中，另一个角度可以看出魏对皇上的忠诚，对于皇权的维护。魏不能因此说能力显著，功高盖世，只能说是一张双刃剑，皇帝能用好，可以平衡内外廷，若用不好，也难保魏最后利欲攻心，作出对国家更不利的事情。

　　东林党空谈误国，这个空谈就是总想一些不切合实际的事情，和远大崇高的圣人思想，而真正到实际问题上来，全部都变了样。真正的政治问题需要一定特殊手段，而这些特殊手段的施压者只有魏忠贤等愿意去做，这最后却成了为其组织的罪名。

　　东林党争之祸更严重的是在于结党营私，排挤不是自己阵营的官员。当这样的一批人多聚集在一起，虽然口头上是为国为公，实际问题上却是个人利益为大。常言读史论今，现代社会上也会有很多这样的人，站在自己的角度肆意攻击别人，却常常自诩为了集体利益，以一点瑕疵而掩饰别人所有的优点，危害极其之大。

　　崇祯在京师攻破危难之时，敲钟百官不应，城门都被封锁，四处求援官员却紧闭大门不纳，此时崇祯内心肯定十分崩溃且愤怒不已。后来于煤山自缢前写在满朝文武皆可杀之类的遗言，不知他那时是否真的像某些谣言所传，觉得“忠贤若在，事不至此”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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