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狼顾」揭秘：清朝首任驻外大使郭嵩焘鲜为人知的荣辱一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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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外交部最近非常火爆，这让所有国家都看到了中国的勤劳外交和大国风范。然而，在鸦片战争之前，中国没有与其他国家建立外交关系。直到鸦片战争，西方列强敲开了中国的大门，清政府才最终从“中国到国家”的理念中认识到外交对一个国家的重要性。1876年8月，清政府在英国伦敦设立第一个驻外使馆，并派第一个全权公使郭嵩焘回国。然而，郭嵩焘自始至终承受着巨大的压力和批评，遭受了许多人为的障碍和挫折，最终使他失败了。

郭嵩焘的名气比曾国藩和左小得多。事实上，郭嵩焘是湘军的创始人之一。可以说，他一生中最重要的两件事就是组建湘军和组织西化。儒家传统的友谊是维系湘军集团的重要枢纽。曾国藩、郭嵩焘与湘军元老刘融长达40多年的友谊，充分发挥了这一传统，也是湘军集团在复杂的近代史上生存和发展的精神支柱。

郭颂陶年轻时是个学者和举人。他在岳麓书院读书时遇到了曾国藩和刘荣。曾国藩比郭颂道大六岁，刘荣比郭颂道大两岁。这三个人志趣相投，爱谈圣贤，都崇拜经世致用的学问。他们都仰慕桐城派的古文，因志趣相投而关系极为密切。郭嵩焘在《玉泉老人自叙》中回忆说:“你初访岳麓时，将与刘孟荣中成交朋友，试着从京城回到长沙教书，与刘梦荣交老朋友。我很高兴加入，这三个人住在公共书库里，他们已经快乐了几个月。他们突然觉得理解变得越来越灵活，对上帝的认识也在增长。”

郭嵩焘与洋务有着长期的联系。早在第一次鸦片战争时，当他还是浙江学者罗文俊的助手时，他就看到了加强船只和枪炮的力量。在他的诗中，他说:“万里岛是浮动的，一个明星参与的感觉。”当时，郭颂-陶也像对待其他人一样对待外国人。他说“海里有三年的鲸鱼”，但随着他眼界的开阔，郭颂-陶感到震惊。

1856年，他协助曾国藩处理军事事务，对西方器物和一些制度有了感性认识。1858年，郭在天津担任国防部长助理，因某种原因被降级为三级，后又回到南书房。之后，他以生病为由辞职回家。两年后，在李鸿章的邀请下，他再次出山，被提拔到淮北运盐。1863年，他被提升为广东巡抚，并获得三项产品。在广东这个有很多外交事务的省份工作，他加深了对西方的了解，并通过处理外交事务看到了东西方之间的差距。从此，他积极倡导洋务运动，提倡向西方学习。后来，由于和老板意见不合，我不得不再次退休，闲了8年。1875年初，清政府急需懂西化的人才，他奉圣旨被派往北京，后被授予福建按察使。

郭嵩焘

1852年(咸丰二年)，英国占领了缅甸。此后，英国人觊觎云南已有近二十年。1874年(同治十三年)，英国公开组织了一个由近200人组成的武装“远征队”，探索从缅甸到云南的道路。为了配合这次赤裸裸的侵略，英国驻中国大使馆派翻译马佳丽从云南到缅甸与他会面。1875年2月，马佳丽率领“探险队”从缅甸来到云南，但被当地景颇族阻止。马佳丽开枪挑衅，当场杀死一人。群众被激怒并杀害了马佳丽。“麦格理事件”后，英国政府派特使韦德到中国，向清政府施压，要求清政府赔偿死者家属，开放更多的贸易港口，最重要的是，要求清政府派人到英国道歉。韦德的态度非常恶劣，威胁说如果北京不满足英方提出的条件，就联合俄罗斯进攻北京。面对英国人的傲慢，清政府不得不做出妥协。1876年9月13日(光绪二年)，它与英国签订了《烟台条约》。除了承诺其他条件之外，它还决定派一个代表团去英国道歉。并决定这次向英国派遣“道歉”人员，并在任务完成后继续留在英国担任部长。

然而，这时，“送谁”成了清政府统治者面前的一个难题。因为在朝廷中，这些精通洋务的大臣大多不太精通洋务，他们不知道什么是外国使节，甚至认为他们将成为“蛮夷之国”的人质。特别是，这一使命是代表国家向外国人“道歉”，这原本是一个羞辱性的使命。在“道歉”之后，部长们会呆很长时间，因为害怕躲藏。出于这个原因，清政府反复选择和深思熟虑。后来，李鸿章推荐了湖南人、广东巡抚郭嵩焘，说他是“一个有学问、懂外交的人”。慈禧太后立即采纳了它。

郭颂-陶欣然接受了他被派往海外的消息，并决心分担他对国家的忧虑，展示他的雄心壮志。清政府通知郭嵩焘去涉，涉也同意了。随后，清政府同意了由郭嵩焘部长、刘锡鸿副大使、黎庶昌参赞和翻译张得一组成的考察团。随行人员包括郭嵩焘的夫人梁、2名英国人、7名和10多名仆人。他指示郭嵩焘把他所见所闻记录下来，并及时送回总理府。

中国将向外国派遣常驻使节的消息传开后，立即在政府和公众中引起了轩然大波。当时，清廷中有不少保守的王公大臣，尽管屡遭殴打，屡遭羞辱，但他们仍以“万人来朝”、“封臣进贡”、“臣服于外”的“宗藩”观念自慰。中国如何向“外国”发送平等外交？在他们看来，郭颂道的使命只不过是“严重伤害国家制度”的行为。一些顽固分子甚至认为允许外国使节来中国是一种极大的宽容，现在中国派外交使节来中国是一种极大的耻辱。“我该怎么处理我的青脸？”认为以特使的身份外出是有罪的。更无聊的文人还编了一对对联来讽刺郭颂道:超越它的阶级，它是出类拔萃的，它不适合尧舜的世界；如果你不能和人打交道，你就不能和鬼魂打交道。为什么去你父母的国家？

湖南人、两广总督、南洋贸易大臣刘坤一以前也曾与外国人打过交道，但他指责郭颂道:“如果你不判断自己想回到湖南做什么，为什么要对待世界的后代？”晚清著名文学史家李慈铭的话，更代表了当时学术界保守势力的态度:“我为他的监督和政策，制造了一个又一个像寄生虫、像质子一样的人，并加以嘲笑，只不过是辱国而已。”在李慈明看来，在外国做外交官简直就是做人质！严重侮辱国家是不能容忍的。

郭颂-陶在政界的好朋友也很担心他。湖南京官劝他辞职，以免侮辱湖南人的声誉。许多人当面或书面建议他:“这次旅行是激烈和可耻的。”有些遗憾地对他说:“这是一个遗憾，带着我的生活学习的河流和海洋的鹅。”“郭侍郎文章学，之世。很遗憾派这个任务。“这意味着好人不应该出国。

这一事件在郭嵩焘的家乡湖南反映最为强烈。王闿运是湖南的经学大师、诗文大家，也是郭嵩焘的好朋友。这时，他还以为郭楚阳是个“鬼”，生气地说:“湖南人都羞于与人交往！”在长沙，准备参加课后联考的考生聚集在玉泉山谴责他，玉泉山不仅烧毁了郭嵩焘修复的唐代名寺上林寺，还威胁要摧毁他的住所，将他驱逐出湖南。

俗话说，“吐唾沫星子淹死人”，郭嵩焘曾有过在如此巨大的舆论压力面前摇摆不定的想法。他曾经说过他病了，要求撤退，甚至建议清政府是否可以推迟外国大使的派驻。然而，洋务大臣文祥、沈桂芬、鲍炎等。在总理的政府部长方面，拒绝接受郭颂-陶的请求，说如果他们生病了，可以请病假，但他们生病后仍然会去。

在众多的声讨中，只有李鸿章支持他，他说:“知道天下英雄豪杰，知道与西化相近的政治制度的人是最好的。”李鸿章也给了郭颂一个很大的鼓励，说他“有名有姓”，不要受议论的影响。在这种情况下，郭嵩焘反复权衡自己的声誉和国家利益，最后说:“如果他认为时局艰难，谁会放手？没有理由袖手旁观。”“诽谤毁了整个世界，但我的心是平静的，悠闲的名声有什么不好？”决心吃苦耐劳，为祖国出国。

1876年12月2日晚，年近60岁的郭嵩焘一行登上英国邮船Travan Cole，在政府和民众的唾骂声中踏上了艰难的出国之路。作为大清国派出的第一位出使西域的大臣，郭并没有感到丝毫的光荣。在此行之前，英国大臣的残暴、朝廷的无知和村民的诽谤已经让他精疲力尽，也让他不寒而栗。对外国人来说，古代帝国最终派遣使节到“文明的西方世界”，这是他们看到清朝官员“出丑”的一个绝好机会。早在中英签订《天津条约》时，伦敦的《每日电讯报》就嘲笑“条约中最精彩的一点”，就是“英国公使将驻北京，而一位满族官员将驻伦敦，也许他会邀请英国女王参加在阿尔伯特门举行的舞会。”

经过50多天的海上航行，郭嵩焘一行于1877年1月下旬(光绪三年)到达伦敦，住在他人帮助租用的博克兰布里斯45号公寓，成为中国驻英国大使馆。稍作停顿后，按照皇帝出发时的指示，他很快收集了50多天的日记，命名为《西游记》，并立即送回丞相府。

在这本日记中，他客观地记录了他在过去50天里的所见所闻，并把自己的评价附在每件事情上。日记中最珍贵的是，它介绍了沿途各国的民主制度，赞扬了西方国家的政治、法律和经济进步，并为中国的内政提出了一些效仿的建议。例如，在谈到英国的政治制度时，他说:“西方的国家事务都是公开的，而中国自秦汉以来两千多年的国家事务恰恰相反。”他还说，议会和政府之间的相互克制是英国不可战胜的原因。关于英国首相，他说:“上院和下院也将各党派区分开来。如果他们处于同样的地位，就必须有许多人同意理事会的意见，这样才能确保他们的地位。”郭颂对“民治、民治、民治、君不治”的制度给予了高度评价。他称赞西方政治和宗教培育了明朝，并希望中国能采取自己的治国之道。

遗憾的是，这样一部关于郭颂陶的著作，在被送回清朝后，遭到了顽固派的攻击和唾骂。直到郭颂-陶去世，这本书仍未能公开出版。在当时的情况下，郭嵩焘返回的信息和观点触动了保守的封建统治阶级和士大夫最敏感的神经，大大超出了国家政治和思想的底线。这些老式学校对这本日记发起了猛烈的批评。他们很难容忍郭嵩焘对“野蛮人”的赞扬和对中国的批评。“宋道之所以这样说，是因为我真的不知道肺和肝是什么，也不知道那些记得它的人的心是什么，所有的血肉之躯都在咬牙切齿。”他指责他“极度吹嘘外国，几乎被外国毒害，不可能收养。”翰林院在各国宰相事务官李洪钊等旧派的鼓动下，编辑贺金寿的奏章，瓦解了“在英国有第二个念头，想插手中国事务”的郭颂-陶，并要求解除郭颂-陶的职务，调回调查。他说:“现在读《西游记》的人都认为是反的，郭嵩焘还把节日放在外面。”

郭颂道再次站在了风口浪尖上，虽然此时他仍得到李鸿章的支持，但他无法抵挡旧派的强大攻势。李鸿章此时不能保护这样被动的郭嵩焘。在一次十字军东征中，清政府下令摧毁“永远禁止”的《西游记》。仅仅因为没有合适的人选，清廷没有立即召回他们。

然而在这个时候，让郭颂-陶更担心的不是清廷远在的那次群体性攻击，而是来自身边指日可待的危难。

1877年7月(光绪三年)，郭嵩焘与他的德国副大使兼公使刘锡鸿发生了激烈的冲突。刘锡鸿暗中诽谤郭铎，指控郭嵩焘犯有“三大罪”:“游家墩堡穿洋装，即使冻死也不应该穿。”“当你看到巴西勋爵擅自站起来，打开天空，为什么要向这个小国致敬？”"帕金宫反复听音乐和阅读音乐列表，模仿外国人的动作."

造成这种“窝里斗”的原因，是清政府在郭颂-陶安组建使馆团队时，给了他一个主意。使馆人员的构成是洋务派和旧派斗争的结果。为了制约郭颂，旧派故意安排顽固守旧、坚决反对洋务运动的刘锡鸿为副手。来到英国后，刘锡鸿对郭嵩焘的监督非常认真和努力。他公然鼓吹郭嵩焘是大使馆工作人员中的“叛徒”，而不顾他的身份。他还威胁说:“我不能容忍首都指出的这个叛徒。”然后，他到处履行监督的“职责”，到处找茬，然后把它记录在案，并向中国做了一个小报告。

刘锡鸿指控郭颂道犯了三大罪，都是很平常的小事。第一件事，当我参观堡垒时，天气突然变了，一个随行的英国人把他的大衣穿在郭松涛身上。刘锡鸿认为，“即使你被冻死，也不应该穿它。”第二件事，当参加其他国家驻英国大使馆的活动时，外国国王进来了，郭嵩焘站起来和大家一起鼓掌。刘锡鸿认为这是国民性的极大丧失。最后，当郭嵩焘参加英国女王在白金汉宫举办的音乐会时，他像其他客人一样，翻阅了放在座位前的音乐名单。刘锡鸿觉得这很丢人，他应该低着手坐着，而不是翻东西。

除了这些东西，就连郭嵩焘也不喝茶招待客人，并用银盘盛糖奶酪；夫妻擅自学习外语；他们不鞠躬就和外国官员握手；大使馆为女士们举行了一个茶会，让她们站出来；而西方人并没有跟随中国的左派成为最高层，但他们都遵循着国际礼仪。同时，也证实了英国人说郭为“东方最有教养的人”的赞美是正确的，但在刘锡鸿的作品中，却是成功的。在刘锡鸿的这些小报道中，所有这些琐碎的事情都是白搭。据说他们是故意讨好英国人，故意“诽谤政府”，而且“经常心怀怨恨”，被怀疑与外国有联系。这时，中国的顽固派开始对刘锡鸿作出反应，翰林学士编辑的何金寿非法地说他是“英国第二号人物，想投降英国”。

尽管困难重重，郭嵩焘仍坚持忍辱负重，尽职尽责。在当前的任务中，他尽力为清政府挽回一点面子。

郭嵩焘出使英国最初有两个目的:一是作为清廷的代表，到英国为“麦格理事件”向英国政府“道歉”；第二是留在英国，担任“第一部长”。但是，我们应该先道歉还是先提交我们的证书？这是郭嵩焘面前的民族尊严问题。如果你先“道歉”，就会损害中国的形象；如果你先递交你的证件，然后把“道歉”放在身后，因为“麦格理事件”而生气的英国，将会对不保全面子感到不满。经过郭的努力，两个仪式和谐地举行了，解决了双方的尴尬。

郭颂-陶在去英国之前问了英国大使，并问英国女王陛下当她见到她时应该做什么。当时，大使犹豫不决，说你可以在法庭上做任何你想做的事。实际上，大使想让郭颂-陶做三跪九叩。因为在你清除政府之前，你要求西方人在中国皇帝面前做三敲九拜，这引起了很多不快。因此，许多英国人都在等着看笑话。面对这一难题，郭嵩焘会见了许多外国人，询问礼仪，最后脱下帽子，鞠躬以示与其他外国大使会见女王的礼节。他发明了三鞠躬表示敬意的形式，女王也鞠躬回礼，从而维护了国家的尊严。

郭嵩焘参观了法国世博会中国馆(由法国画家绘制)

此外，为了维护祖国的尊严和安全，他做了大量的具体工作。例如，通过记录英国外交部，他澄清了英国商会船只在中国堵塞镇江河的问题。并成功地处理了英国商船撞上中国商船和英国洋行员工枪杀厦门渔民的事件，最终迫使英方赔偿损失。他还及时向清政府通报了国家的安全情况。

为了加强对华侨的领事保护，郭嵩焘首先提出在一些国家设立领事馆。由于他的努力，中国先后在新加坡、旧金山、横滨和神户设立了领事馆，从而保护了海外华人的利益。郭嵩焘严格要求下属，并为随行官员制定了所谓的五戒:一戒洋烟，二戒嫖，三戒赌，三戒外诱，五戒口交。郭嵩焘特使的形象已被外国人一致公认为受教育程度最高的东方人，并已成为中国使团最早的行为准则。

自从来到英国，郭嵩焘就没有闲着。他去下议院听取议员对政府的批评，视察英国议会民主和自由选举制度。拜访和会见政府部长、当地名人、学者和科学家等。参加“国际刑法监狱会议”，积极了解国际公法。去工厂、港口、军舰、要塞、商行、银行、造币厂、电报局、学校、博物馆、图书馆、报纸、税务局、刺绣研究所、船舶制造商、瓷窑等。

郭嵩焘将这些发现送回中国，并从政治、经济、文化、科技等方面提出了许多中肯的建议。有人建议我们不仅要引进欧洲的“制造机器的方法”，还要学习他们的系统。如果中国不突然醒来，改造旧的，赶上新的，它将在西方更强大，在中国更强大。郭嵩焘的建议切中了清廷的短处和要害。不幸的是，在中国社会，根深蒂固的传统观念仍然占主导地位，这些建议和信息令人震惊，同时，它们加深了对朝鲜旧派的仇恨。

在英国的这些年里，郭嵩焘的许多做法都是他自己开创的，没有先例，也没有参考，这为中国的外交工作，特别是使馆工作提供了宝贵的经验。

可悲的是，正是这样一个人为清廷的外交而死，却被当时中国许多人称为“汉奸”。郭嵩焘与刘锡鸿之间的矛盾很快在清廷得到了反映，围绕他们的是非在中国引起了洋务派与旧派新一轮的竞争。

1878年5月6日(光绪四年)，刘锡鸿写了一封千言万语的投诉信给丞相衙门，信中全面列举了郭嵩焘在使馆的“十大罪行”。郭颂-陶，谁也担任过法国部长，听说他们之间的矛盾急剧加深，这几乎是不相容的，并已开始影响国家声誉。清政府不得不将郭与刘的争端提上日程。

以李洪钊为首的旧派利用这一点，要求立即将郭颂陶调回国内处理。洋务运动的李鸿章仍然尽力为他辩护。6月20日，李鸿章给总理府写了一封信，在信中转述了中国留德学生导师李对刘锡鸿的看法:西方国家对刘锡鸿评价不高，德国报纸对刘锡鸿一直“很挑剔”，刘锡鸿的工作态度不好，很不负责任，经常“病不起来”。同时，李鸿章写道:“不过，目前，君宪(郭嵩焘)也是英法两国的第二任大使，他的责任更重。”“英国人无话可说。”李鸿章故意将德国报纸对刘的批评与英国报纸对郭嵩焘的不加评论相提并论，旨在保护郭嵩焘。但令李鸿章惊讶的是，反对郭颂道的势力非常强大。很多人不仅要求把郭颂涛调回国内，还强烈要求对郭颂涛进行调查和惩处。

这时，形势对郭颂非常不利，李鸿章于7月10日致信首相府。他说:“只有英国大使有一个席位，关系很重。名字和职位必须相称，希望和卓越都应该实现。贤贤(郭颂)仍由英国人提拔，这很难维持。”他想以“驻英大使”职位的重要性和继任者选择不当为由，反对郭颂陶的调任，进而反对对郭颂陶的处分。同时，他在信中还借用了一句德语，说刘锡鸿“地位卑微，名声不好”，“在德国不太礼貌”。如果郭颂-陶被调回来，最好是把刘锡鸿调回来。

然而，李鸿章此时不想与旧派太僵，所以他给总理府写了一封信以示态度。在信中，他解释说:“盖知道云仙的心始终是忠诚和慈爱的，但他生性急躁。”他自从出国后就一直被刘(刘锡鸿饰)弄得很尴尬，很难站在一起”，于是他写了一封信，谈了自己的看法。至于如何处理他们两人，我李鸿章服从朝廷法令和总理府的裁决，只希望总理府慎重处理此事。

总理政府最初决定只召回郭嵩焘，而刘锡鸿仍留在德国担任部长。根据刘锡鸿的提议，拟派另一名留学德国的学生，担任驻德国大使馆参赞，对李进行监督。李鸿章培养的心腹冯宝与郭嵩焘关系融洽，一直不喜欢刘锡鸿的行为。听说他要做刘锡鸿的副手，李觉得这个人很难共事，所以他不想做。然后他四处寻找说情的人，并拒绝了。李鸿章抓住这一机会，于7月18日致信总理府。他在信中提醒首相政府，在安排候选人时，必须“充分利用彼此”。他还说，李在德国管理国际学生的任务已经很重了，如果让他做这份不情愿的工作，恐怕他不能把两件事都做好。最后，李鸿章补充说:从这件事，我们可以看到“人的德性和名誉是可以知道的”。李鸿章的意图是显而易见的，没有人愿意与刘锡鸿合作，这使他陷入了“独立无助”的境地。从而实现替代郭嵩焘和刘锡鸿的真正意图。

郭松涛梁夫人

李鸿章一方面坚决反对对郭嵩焘的调查和处罚，同时又要求撤换刘锡鸿，说他暴力、聪明，外部影响很坏。清政府非常重视李鸿章的意见。经过激烈的斗争，清廷终于改变了初衷。8月25日，清政府正式下令同时召回和刘锡鸿，和李·分别继任。郭颂-陶不再受到调查和惩罚。洋务派和旧派这两大政治势力，最终将郭与刘之争绑在了一起。

1879年1月(光绪五年)，郭嵩焘和他的继任大臣曾纪泽回到中国。临行前，郭嵩焘按照国际外交礼仪，与夫人梁一同前往皇宫与维多利亚女王告别。郭颂-陶也想娶他的妻子。因为按照清代封建伦理对“妇女道德”的要求，妇女是不允许参政的，也不能在公共场合露面，否则就会“伤风败俗”。因此，他带着妻子告别英国国王的消息被送回北京，这又一次引起了封建士大夫的谴责，从而加重了他的罪过。

然而，西方人高度赞扬了郭嵩焘的做法，称他是“东方受教育程度最高的人”。当我听说郭嵩焘要调走的时候，英法两国的官员和记者纷纷前来告别。每个人都表达了不愿意和那个给人留下好印象的中国外交官分手的心情。

郭颂涛在航行了几天后到达上海，他本应按照重要使节回国的常规返回北京述职。然而，慈禧太后发布了一项法令，说她可以退休回家，而不必去北京述职。5月5日，极度孤独的郭嵩焘乘船抵达家乡长沙。当时，湖南正在发生老式的排外风潮，郭嵩焘的突然归来似乎火上浇油，使局势更加紧张。这时，郭嵩焘的“汉奸卖国贼”和“与外国人交往”的口号已经贴满了街道。尽管郭嵩焘钦差大臣的官衔还没有取消，但地方官员在总督之下却“傲慢无礼”，允许许多人在岸上辱骂郭，阻止他的船靠岸。

郭颂-陶驳斥了对他家乡官员和人民的指责和忽视。他说:“诽谤摧毁了整个世界，但我的心是平静的。”他还写诗来表达他的抱负:“骄傲是粗心的，不会扭曲的，他应该让他的晚年变得生动。经过数百代和数千年的传播，可以肯定世界上有这样一个人。当世界想要扼杀定位人才时，往往会遭到反击。学习是半官方的，在我的生活中，它已经打开了几次。”这不仅是他对自己人生经历和结局的理解，也是他对清季保守腐朽的官场生态的无声抗议。郭颂韬隐居农村后，仍然关心国家大事，经常藐视朝廷，给李鸿章等重要官员写时事外交的信。晚年，他在湖南召开禁烟会议，宣传禁烟。郭颂涛一直保持着在元旦写诗的习惯。

1891年7月18日(光绪十七年)，郭嵩焘孤独而苍凉地离开了人世。李鸿章、曾纪泽、王先谦等官员听到后，都要求朝廷为郭颂道立传，并要他给自己立个谥号。然而，这些请求都被慈禧太后拒绝了，有些人甚至要求朝廷鞭笞郭嵩焘以示感谢。

郭颂-陶值勤，肩负重任，为国家和人民努力工作。然而，因为他走在那个时代的前面，直到他去世的那天，他才被他的时代所认可。临死之前，我们只能希望“这种人在传了几千代之后，世界上还会有这样的人”，并把我们的期望押在子孙后代身上。即使一百年后我们读历史书，我们也看不到太多关于他的描述，我们不得不说他的结局很悲伤。应该说，他的经历是那个时代的悲哀。清末学者王先谦先生曾这样评价郭嵩焘:“以忠肝养国，谗天下不损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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