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北方：公知与伪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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鲁迅期望他的文章“速朽”，而且要“火速到来”。他的意思是，希望他所批万秀猪王20131026判的黑暗面和他的文章一起被埋葬。但是，鲁迅的期待仍未实现，我们仍然可以从他的思想里源源不断地重新发 现批判的思想资源。

被鲁迅批判得最多的是两个群体，一个是普通人，即一般所说的“国民性批判”，另一个是知识分子，即鲁迅定义的“知识阶级”。在鲁迅看来，知识分子的责任至少包括两个方面，首先是 同情平民，其次是批评权势，永远不安于现状。

在当下，那些活跃在公共空间中、有能力影响主流舆论的知识分子所表现出来的思想倾向，表面上看是符合鲁迅对知识分子的责任的标准的。但是，鲁迅对知识分子的剖析不止于此，青年鲁 迅在《破恶声论》一文中通过分析知识分子的精神结构提出了一个重要命题：“伪士当去，迷信可存，今日之急也。”借助鲁迅对“伪士”的批判，并深入分析当下时代的具体历史情境，不 难发现存在大批这样的人。

何谓“伪士”

《破恶声论》作于1908年，鲁迅决定“弃医从文”后不久。在寻求强国梦的过程中，当时很多知识分子从西方学习和引进各种理论和学说，也有一些人努力从中国传统中发掘思想资源，所以 当时的中国存在各种各样的启蒙的声音。但鲁迅看到的，是一个“寂漠为政”的无声的中国，是一个“万喙同鸣，鸣又不揆诸心”的了无新意的虚假思想繁荣，他期望打破这种包裹在“恶浊 扰攘”的表象下的死寂。

鲁迅设定了一个判定声音真伪的标准，即观点是否来自内心的信仰，是否是“内曜”和“心声”的表达。“心声”能够让我们远离“诈伪”，“内曜”则可以破除我们自身的黑暗，只有遵从 内心的召唤，发出自己的声音，才能实现“人各有己”，进而实现“群之大觉”，即从个体的觉醒扩展到民族的觉醒。

有一些知识分子，内心没有自己的信仰，随波逐流，扮演启蒙者的角色，什么时髦宣扬什么，其本质是“掣维新之衣，以蔽其自私之体”，这种人便是“伪士”。他们表面上当然也装作有信 仰，但他们所秉持的，鲁迅称之为“敕定正信”，即强势者所规定的意识形态观念。这里的强势者，不仅指政府，也包括强国所代表的强势文化。

相对应的，鲁迅将迷信视为是“古之先民”的形而上的需求的产物，是发自内在的“心声”的表达，也是“一切睿知义理与邦国家族之制”——即理论认知和社会制度——的基础。扮演启蒙 者的“伪士”们以进步的名义攻击迷信，就造成了一方面没有带来真正的思想，另一方面使得中国的固有的传统资源趋于“新绝”，这才造成了“寂漠为政”的局面。

正是在这个意义上，鲁迅提出“伪士当去，迷信可存”的命题。

“公知”的精神结构

反观中国当下的知识分子群体，鲁迅对“伪士”的批判是有相当的启发性的。

在1980年代，以刚刚起步的普惠式改革为背景，知识分子再次以启蒙者的姿态出现，当时的知识分子群体具有相当高的一致性，在倾向上大都是泛自由主义者。1990年代初重启市场化改革之 后，中国的社会结构和利益格局开始重构，知识分子群体的分化也开始了：有的退回学术机构成为学院派;有的与官方紧密合作，共同推进改革;有的顺应市场经济的趋势，在文化市场上浮 沉，将知识变现。

在后两类知识分子中，有些人经常在媒体出现，参与公共事务的讨论，为公众所熟知。他们与一些后来崛起的媒体界人士和以媒体为主阵地的体制外知识分子，共同构成了一个被称为“公共 知识分子”的群体。随着利益格局的分化日趋明显，公共知识分子的立场也呈现对立的局面，尖锐程度随着现实的变化而加剧，所谓“新左派”与“自由派”的论战就发生在公共知识分子之 间，对改革的共识破裂也主要表现在他们的态度分歧上。

在分化与激辩过程中，“公共知识分子”的语义在媒体的塑造下发生了微妙的变化，越来越多地被用来指称那些被视为“自由派”的人士。到最近几年，在微博等新型媒体的参与下，一个新 的概念被创造出来，即“公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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