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八旗主力到被强制“责令出旗” 汉军旗人究竟经历了什么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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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42年(乾隆七年),乾隆皇帝旨在缓和八旗生计的压力,谕令在京八旗汉军出旗为民,只有从龙人员子孙即陈汉军子孙因为旧有功勋,历年久远,所以特别优待,不在出旗之列。随后,从北京到地方,各省驻防汉军旗人也被强令出旗。

截至1779年(乾隆四十四年),除广州驻防仅存1500名汉军外,其它地方的驻防汉军己几被剔除一空。同时,满、蒙、汉军旗内开户人、抱养民子、另记档案人,内务府和下五旗王公所属的汉族血统包衣人,也多被出旗为民。

大批汉军旗人出旗为民以后,腾出的兵缺粮饷主要归满、蒙旗人占有,一定程度上缓解了旗人生计的窘困,而汉族人多在京外种地为生。

在北京以外的畿辅地区,满洲人、汉军人和汉族人之间的关系是密切的。1723年(雍正元年),清廷旨在防范旗人渐沾汉俗,一度强迫在屯居住耕读为生的旗人子弟全部移住京城。但被集中到京城以后,他们完全脱离生产领域,终日无所事事,成为仰食父兄,不士不农不商不贾,非兵非民之徒,生计窘苦。

1739年(乾隆四年),经直隶总督孙嘉涂奏准,八旗闲散人等仍准在屯居住自行耕种。清朝统治者被迫放松对旗人屯居耕农的限制以后,畿辅旗人与民人发展起日益密切的联系。满汉人民阡陌相通,疆理与共,在浚河、捕蝗、修渠诸方面通力合作,建立起密切的经济联系。

满汉语言以汉军旗人为桥梁形成了相互融合的局面,清代中叶以前的汉军旗人很多都又会说满语,又会汉语。后来,在满族逐渐使用汉语的同时,汉族人民也从满语中汲取了不少富于表现力的生动语汇,这一点,在北京和东三省汉语方言中表现得较为明显。清中叶以后,满族中下层人民在日常谈话中,兼用满汉词汇,称满汉兼,是满、汉语言交汇中出现的一种有趣的语言现象。

汉军旗人出旗以后,继续发挥着满汉文化交融的主力军作用,他们虽然已经出旗,但满化的生活与心理却迟迟不曾改变。一些汉军八旗后代,仍以祖先是旗人而感到荣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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