被世人忽略的抗倭名将 他的名望曾高于戚继光

然而，长期存在的重戚轻俞、扬戚抑俞现象，导致戚继光的一枝独秀。这种局面的形成，是多种因素长期作用的结果。明代著名方志史学家何乔远在《名山藏俞大猷传》中便写道：“大猷虽有不羁之才，而低首行列；虽有乡曲之誉，而处势孤藐；虽有深沉谋略，而不能为纵横辩词。”李义壮、稚大甫的《〈洗海近事〉序》则说他“平生不张能，不争功，人见之粥粥若无能者”。澹泊明志、为人低调、力单势孤、不擅辩词、不贪己功、大智若愚……这些固然都是俞大猷难以彰显的原因，但又不仅于此。

在此，我们不妨对俞大猷与戚继光进行一番比较，从中或许可以见出某些端倪。

俞大猷出身卑微，29岁才步入行伍，世袭百户。戚继光出身将门，17岁那年，担任京军神机营将领的父亲病逝，戚继光便世袭了山东登州卫指挥佥事一职。年纪轻，起点高，加之父亲生前的人脉关系，是俞大猷远远不及的。

俞大猷戎马生涯47年，比戚继光年长25岁，抗倭时间也比他长。嘉靖年间是倭寇为患最为严重的时期，从嘉靖二年（1523年）日人“大掠宁波沿海诸郡邑”到隆庆三年（1569年）被一鼓荡平，长达46年之久，正是俞大猷20岁到66岁的奋发有为时期。抗倭期间，他先是进剿以王直为首的从倭海盗，后是击溃附倭的吴平集团，始终居于战斗第一线。戚继光也参加了剿灭这两股倭寇的战斗，但职位比俞大猷低，曾是他的部下。就总体而言，俞大猷参加的战役比戚继光多，对倭寇的杀伤力更大。

论练兵，两人颇为近似。他们认识到，要想消灭倭寇，依靠现有的已然腐朽的明朝军队是不可能的，于是各自练出了一支自己的军队――俞家军与戚家军。俞大猷提出“练兵必先练胆”，“胆壮则兵强”，强调“技精则胆壮”，将高超的技艺视为胆壮兵强的前提与基础；而戚继光则提出“练心则气自壮”，从练心入手解决胆气问题。方法有别，但落脚点一致，练出的两支军队技艺高强、勇敢顽强，在与倭寇对阵时所向披靡。

论治军，俞大猷运筹帷幄，既有整体谋略，又有具体战法，先计后战，不贪近利，收功万全。就政治素质与战略头脑而言，俞大猷堪具将帅之才，这是戚继光所不具备的。俞大猷、戚继光的上司，担任过浙江按察司副使、福建巡抚的谭纶在一封信中对俞大猷予以高度评价：“公则堪大受，盖诚如霍子孟，任如诸葛亮，大如郭子仪，忠似文文山，毅似于肃愍，可以托孤寄命，知及仁守，当今之世，舍公其谁哉！”但陷阵攻敌之时，戚继光则更刚毅勇猛。世人更看重冲锋在前的猛士，于谋略者次之。对此，《明史》写道：“大猷老将务持重，继光则飙发电举，屡摧大寇，名更出大猷上。”可见即便在当时，戚继光的名声也在俞大猷之上了。个人的功勋业绩与名声口碑，不一定成正比。

论战略思想，两人都强调水陆并进。戚继光不以固守一城一地为限，而是将军事力量拓展至河道乃至海上。俞大猷不仅提出御敌于海外的理论，还抓住倭船矮小、不习水战的弱点，以水师袭击倭寇大获全胜。

俞大猷身经百战，以胜居多，但作为统率千军万马的总兵，有的战役虽然大胜，但免不了局部小败。而戚继光在抗倭中历经大大小小的战斗八十多次，无一败绩，最差也能打个平手。

嘉靖三十八年（1559年）3月，俞大猷下狱，不得不离开东南沿海抗倭战前线三年有余。这段时间，正是戚继光如日中天、戚家军纵横驰骋的三年，他受命率军追剿逃至福建的倭寇，取得了一连串军事胜利。这固然是他出色的指挥才华与戚家军的勇猛无敌，也与倭寇头目王直、徐海、麻叶、陈东等人已在浙江被杀有关。逃往福建的都是一些小喽罗，他们四分五裂、士气衰落，为戚继光各个击破创造了有利条件。

俞大猷打仗有过失利，常受朝廷惩处，还被打入大牢，普通百姓不明就里，以为他是“罪有应得”，与一直顺风顺水、解民倒悬却没有任何“负面新闻”的戚继光相比，在老百姓眼里，自然要略逊一筹。

这便涉及了一个命运的问题。俞大猷常常有功无赏，有过则必遭严惩，处处受制，动辄得咎，仕途布满荆棘。他一生四为参将，六为总兵，有过七次受辱，四次贬官夺荫，一次逮捕下狱的曲折与坎坷。相较而言，戚继光的官运可谓一帆风顺，似乎处处都有“贵人”照应，即使出现过失，也有人出面替他遮挡掩饰，总能化险为夷。

常言道，性格即命运。应该说，俞、戚不同的人生际遇，与他们的个性特征密切相关。

俞大猷性格耿直，为人正派，从不迎合权贵、巴结文官、讨好上司，有一种理想主义倾向。自北宋以来的重文轻武传统，已形成武官要想获得赏赐、晋升，不得不投靠、依附以文官为主的权贵集团。每次战争，都由文官上报战绩，报多报少，或赏或罚，文官手中的一支笔，胜过十万兵。俞大猷不肯委曲求全，文官对他就大打折扣，战功少报或不报，因此有功无赏，或赏赐不公。比如兴化平倭，首功当数俞大猷，是他力排众议严密部署，等待时机成熟，然后会同刘显、戚继光联合进攻而取得的一次福建抗倭的最大胜利。可论功行赏之时，戚继光晋升都督同知，刘显加秩荫一子，唯有俞大猷仅“赉币银四十两”而已。而他又格外看重儒家“仁义礼智信、温良恭俭让”的处世准则，只求实质性的建功立业，并不看重荣华富贵，凡事不与他人计较，总是礼让三分。

戚继光的性格，显然比俞大猷更为圆融，特别在为人处事方面，要灵活实际得多。戚继光在文官集团里有两个“靠山”，一是自己的顶头上司谭纶；二是明朝大名鼎鼎的政治家、改革家，内阁大学士、首辅张居正。有了他们两人的庇荫，戚继光才能甩开膀子“大干快上”。戚继光出任福建总兵，即为谭纶推荐。张居正重用戚继光，重振明朝衰落的武备，予以一切便利。而戚继光为了取得他们的信任，总得投之以桃。他与谭纶的关系往来不见文字，而与张居正之间则有一些记载：戚继光让自家兄弟给张家奉送贵重礼物，张居正象征性地收下一部分；戚继光得知张喜好女色，便以重金购买名曰“千金姬”的美女献上；张父去世，戚继光派出一个连的鸟铳手护送他回故乡湖广江陵奔丧，倒是张居正觉得过于“排场”，只选6名随行南下……

当然，戚继光这样做，并非为自己谋取私利，而是求得庇护支持，以顺利完成剿灭倭寇、重振武备的大业。可换了俞大猷，不论出于多么美好的目的，他肯定做不来。因此，《明史》也说戚继光“操行不如”俞大猷，“而果毅过之”。

戚继光身经沙场，一是东南抗倭，二是北方驱虏，都是反抗外来侵略；而俞大猷则丰富复杂得多，除东南灭倭及北方献策痛击俺答外，还在湖南、广东、江西、海南等地辗转任职，征讨安南，多次平息农民暴动，对当地的少数民族起义，或征剿或招抚，惩办首恶，施以教化。“文革”时期，农民起义一概被视为推动历史前进的动力，俞大猷的平暴行为，自然被视为镇压农民起义的“刽子手”而予以贬抑、打压。

俞大猷与戚继光都是出色的儒将，俞大猷先文后武，戚继光哪怕在戎马倥偬的岁月也不放弃阅读，但俞大猷深得儒学中的闽学之精髓，对《易经》尤有研究，可娴熟地将其用于军事。郑F在《〈正气堂集〉序》中说他“以其用兵者为文，以其为文者用兵，奇正相生，善出不穷”。戚继光曾向俞大猷学过剑法，军事思想也受俞大猷的影响。他们都有著作存世，俞大猷著有《正气堂集》《洗海近事》，编有《续武经总要》，戚继光著有《纪效新书》《练兵实纪》等。由于以上诸多因素的影响，俞大猷的作品没有戚继光的普及，比如他的武术专著《剑经》因收入戚继光的《纪效新书》，才得以广泛传播，比他的其他著作影响更大。

其实，我们今天这种比较于俞大猷、戚继光本人而言并不存在。他们惺惺相惜，相处融洽，是一对要好的朋友，从未发生过节，属忘年之交、道义之交、管鲍之交。两人还在厦门万寿岩潮音洞前的巨石崖壁上一同题刻和诗，诗壁至今犹存。在歼灭徐海、进剿平海卫、南澳破吴平等重大战役中，他们联手御敌，总是密切配合，屡建奇功。

最终荡平倭寇，俞大猷与戚继光，二者缺一不可。当然，我们也不可忘却谭纶、卢镗、张经等其他抗倭英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