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古代史为何总也摆脱不了治乱兴亡的现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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翻开几千年的中国史，我们看到的基本上就是一部王朝治乱兴亡的周期循环的大历史。正所谓“天下大势，分久必合，合久必分”，王朝初年的欣欣向荣的盛景到了中叶往往变为危机四伏的瓶颈期，接下来无一例外的处于下行期、混乱期，衰朽不堪的老王朝在风雨飘摇之中最终颓然倒下，一个崭新的王朝从一片废墟中慢慢矗立起来，开始进入新的一轮周期循环，这奇异的周期定律现象因何而生，一直是历史学界中的“哥德巴赫猜想”，众说纷纭。笔者通过对历史长时间的阅读与反思，渐渐有所启发，现总结如下，寄抛砖引玉，能得到更深刻的认识：

新兴王朝的初始阶段，统治者为了生产的恢复和发展，往往会采取平均地权、宽徭薄赋的政策及鼓励开垦荒田、兴修水利等措施。伴随着农民的稳定和农业的缓慢发展，是社会的趋于稳定和向上发展，此时是王朝的上升期。随着农业生产得到全面的恢复，人口开始大量增加，导致可持续开发耕田数量增速的降低和人均耕地面积的减少，再加上统治阶层扩张性的财政支出政策和官僚的贪污腐化，渐渐的出现了农民因不堪重负而破产以及土地日益兼并于豪势之家的现象，社会上开始出现生活无着的流民，不安定的因素也慢慢开始郁积。

在王朝下行期，由于政府不作为、乱作为及保守政策传统的惯性作用，使农业生产进一步遭到破坏、土地兼并现象的更加严重和更多数量流民的出现，当这种现象成为一个王朝社会中普遍现象时，郁积许久的民变情绪便需要通过暴动或革命的途径得到释放。于是，社会又重新陷入混乱的状态之中，农民阶层或靠暴力手段直接摧毁旧王朝的统治秩序，也可助力各种政治势力在政局中不断的博弈争斗与分化组合，最终重新归于安定。在王朝的初期，皇帝让渡一部分政策决策权给文官集团，笼络治国人才，由他们帮助自己治理国家，恢复秩序。这种治理模式分散了皇权过于集中所带来政治风险，有利于集思广益，防止由于决策失误给新生政权带来强大冲击力和破坏力。

随着政权的日渐稳固，对抗冲击的能力也日益增强，此时雄才大略的皇帝们尝试着通过各种方式回收、强化皇权，削弱文官集团的政治决策权。同时，与皇权结伴而生的特权集团（贵族、官僚），随着皇权的强化而势力不断增强，往往会加重对人民的控制和压榨，这种过度的盘剥，激化了民众与政府的对立情绪，损害了政府的权威。

在王朝的下行期，帝国决策模式呈现保守化倾向，其对有可能冲击皇权的因素缺乏敏感的察觉，往往会错失一次次挽救帝国危局的良机，于是皇权陷入钝化的状态之中。此时一般士人通过考试进入仕途的通道越来越窄，对改变现状的渴求日益增加，很多人会选择通过与民变领袖合作或加入反叛贵族团队的形式，以自己的才能来推动社会大变动的进程。最终，丧失民望的旧政权在经历一段时间的冲击之后便会垮台，一个新的王朝因之而诞生。

中国历史上专制、独裁传统的盛行，一个非常重要的原因便是社会契约、民主、分权意识的难产，帝王的权力无边大、权利无限广，很难受到实质性的约束，而这症结便在于商业文明的缺失，而商业文明的缺失，主要原因有以下几点：

自给自足的经济模式导致“重农抑商”政策的盛行。在人们眼中，工商业都是“末业”，中国历代王朝通常将商人的地位排在社会的最底层，对他们进行种种严格的限制。商人为了获得生存、发展的机会，就需要依靠当权者，充当政治的附庸，而不能形成独立意识，这种现象导致了中国商业文明的碎片化与非主流，而难以形成统一的内在精神，更遑论因商业文明的发展而促成社会契约、民主、分权意识的形成。

2.“学而优则仕”的过度政治参与阻碍人才向商业的流动。古代中国，大批青年才俊通过由政府组织的选拔活动大批量进入政府，走向仕途，加上传统观念对商人的轻视，从而阻碍了人才向商业领域的流动。从事商业的人，普遍素质不高，道德操守差，遵守契约意识淡漠，这种情况反过来更助长了社会对商人的轻视，难以依靠自己的影响力形成一种为大众所接受的商业文化及政治主张。

3.道德精神代替契约力量的现象阻碍商业的良性发展。在中国，商人在政策、道德层面处于“两难境地”，夹缝求生的本能只可能使商人违背道德的约束，不按契约规则行事，更不可能将彼此之间形成的权责契约现象升华为社会契约意识，产生出制约专制皇权的民主、分权意识。

4.被曲解的儒家“中庸思想”的主流意识阻碍商业文明的发展。商业的发展，需要开拓、竞争精神，在公平竞赛规则指引下前进发展。然而从董仲舒开始，历代统治者凭借御用学者对儒家“中庸思想”的曲解，教化了中国人“顺从”、“隐忍”，凡事以“和”为贵，对问题和争端采取折中、妥协的方式来进行，这不利于商业的发展。

5.真正代表工商业者权益的商会职能的缺失。在中国，商会从一开始便成为政府的附庸，成为替政府管理、指导商人的政治机构，限制了商人的主动性，打击了工商业扩大再生产的积极性，挫伤了商人的热情。政府商会的存在，直接压制了商人，延缓了商业的发展，不利于独立的商业文明的形成。

引发中国历史“治乱兴亡”周期性规律现象的最后一个重要原因，便是中原王朝与外来民族，主要是北方游牧民族的周期性战争。由于这种战争的周期性现象，王朝初年的守势很可能会帮助统治者减少社会财富的损失，保障了人民的生命财产安全，维护了统治的相对安定，为积蓄力量实现反攻创造了条件;随着国力的强盛，统治者对游牧民族采取攻势，不仅消除了他们对中原地区的威胁，而且还能提升帝王的名声，获得民众更多的政治认同，更加稳固了统治;在王朝末季，由于国势衰微加上内部的民变、贵族争权的盛行，难以有效抵御游牧民族的侵扰，这种现象更加加剧王朝统治危机，促使王朝灭亡时间的加快，甚至在极端情况下出现被游牧民族所取代的现象。

正是由于生产模式的周期循环导致农民问题的周期循环，皇权的分散、集化与钝化导致治理模式的周期性变化，商业文明的缺失导致社会契约、民主、分权意识难产，加上与外来民族的周期性战争，最终导致了古代中国历史一直难以跳出“治乱兴亡”的周期循环现象，让我们几千的历史总是呈现一种圆形的发展轨迹，循环往复的上演着一出出王朝“轮换”的历史悲喜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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