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都监」毛人凤上位后曾踹恩人：遭报复半句话挽回性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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戴笠于1946年去世后，蒋介石要求他的父亲和其他八位军统局局长与时任军统局副局长的毛仁峰讨论谁将接替戴笠。这次人事调整是我父亲失去戴笠后的一次重要“改革”，一个很大的靠山。父亲的选择关系到他的未来。在此期间，父亲对毛仁峰有了很深的了解，他们之间的恩怨外人是无法想象的。

视毛仁峰为密友

当时有两个候选人:一个是，资历很深，从军统局成立之初就给戴当副手；一个是戴笠在黄埔军校的同学，军事统战局局长唐宗。郑介民是军统局书记、国共和谈代表，唐宗是军统局代办、总统府中将，是蒋介石主管国家情报、警察和安全机构的机密文件。父亲认为唐宗太谨慎了，一切都是他一个人做的。如果他将来在他手下工作，就很难发展。而且郑介民一向不喜欢抓具体事务，而毛仁峰则完全负责军事系统的工作。选择郑介民意味着选择毛仁峰接任。我父亲认为他和毛仁峰都是戴笠最喜欢的亲信，毛仁峰的上台对他以后的发展非常有利。因此，在候选人讨论会议上，父亲首先提议让郑介民接替戴笠。

毛仁峰非常感谢父亲的好意。他知道自己在军队系统里资历较浅，从来没有在外面当过站长，在里面当过主管。今天，完全是由于戴笠的恩典，他才能在军事系统中站起来。毛仁峰和戴笠是同乡、同班同学。当戴笠穷困潦倒时，他资助了戴笠的20个大洋，并鼓励他去黄埔军校。戴笠掌管军务局后，特地邀请县政府的一个小文书毛仁峰当秘书，并在几年内提拔他为少将代理局长秘书。毛仁峰除了对戴笠忠心外，还总是面带微笑，对部门里的其他人很友好，从不轻易得罪任何人。

1946年10月，军事统一局改组为保密局。任命郑介民为国防部第二司司长兼保密局局长，毛仁峰为副局长。前军事事务局的八名局长中有七名被解职，但父亲仍然是保密局总务办公室主任。不久，蒋介石任命郑介民为国防部副部长，掌管国防部的物资。毛仁峰认为郑介民在担任副部长时会放弃保密局局长的职位。没想到，郑介民不但没有放弃，反而把自己的个人信任送到了保密局局长办公室，并专门带领了八名局长和副局长。与此同时，在“精简机构、淘汰弱者、保留强者”的借口下，原来的5万工作人员减少到1万人以下，对抗日战争中牺牲者和被淘汰者的家属以及失业人员一次处理。对此，我父亲和其他人都很反感。

有一次，我父亲在毛仁峰家里抱怨说:“郑先生甩了我一个大包袱，所有的麻烦都落在我身上。”如今，失去亲人和失业的同志经常发现我吵吵闹闹，要求补发生活费和养老金，但局里没有这笔费用。我该怎么办？！”

毛仁峰带着嘲弄的同情说:“是的！郑先生在这件事上做得太过分了，对你来说真的很难。这件事全是你哥哥支持的！”父亲苦笑着说:“我也是一个聪明的女人。”没有米饭很难烹饪！”

为了进一步激起父亲的不满，毛仁峰神秘地说，“你是我们当中最年轻的，未来比我们所有人都大！但是，你应该多加注意！你也有很多对手，尤其是那些卡在你头上的人！”

我的父亲先是惊呆了，随即笑了:“是你卡在我头上的！”毛仁峰平静地说:“如果我是你，我还会说这样的话吗？”我父亲忍不住脱口而出，“你是说郑介民？”毛仁峰淡淡地看着他说:“你看，为什么要告诉他是谁？注意了！”

“我觉得郑介民很烦人。如果你把他带走，你不起床吗？”毛仁峰的妻子突然插嘴道。

为了打破黄埔学生在军务局总是拿第一的做法，我父亲也想在毛仁峰上任后升为副局长。他从毛仁峰夫妇那里得到消息，决定帮助毛仁峰挤出郑介民。

在生日之前挤出保密局的秘书

我父亲一回家，就连夜赶写了一篇关于郑介民的黑色材料，揭露他窝藏北平站站长，侵吞日伪财产，妻子贩卖鸦片，没收公房和汽车，到总务室报销日常化妆品和儿童玩具。毛仁峰非常高兴，他告诉父亲多收集一些材料。

我父亲知道郑介民的妻子很贪财，而这恰好与郑介民即将到来的50岁生日相吻合。他只是利用妻子，创造了一些“机会”。父亲让出，让临澧特训班的大小间谍知道郑介民的生日，一定要准备礼物。事实上，郑介民害怕传到蒋介石的耳朵里，并告诉他的妻子不要庆祝他的生日。我父亲趁不在的时候，鼓励郑太太说:“俗话说‘五十不送，六十不送’。郑先生的50岁生日一定要举行。每个人都想送些礼物，尽自己最大的努力！”

爱钱的郑女士不顾丈夫的反对，按照父亲的建议，在大厅里举行了宴会，并把各种各样的生日礼物摆在桌子上。父亲利用这个机会用微型照相机给生日礼物拍照。同时，他还通知招待所里的丧亲家属去郑家吃寿酒。当家人拖着孩子去贾政时，父亲不慌不忙地冲过去拍了几张照片。

后来，我父亲把照片和以前的材料一起交给了蒋介石。蒋介石看到后非常愤怒。他撤销了郑介民保密局局长的职务，由毛仁峰接任。我父亲听到这个消息时非常高兴。他忙了几个月，终于把毛仁峰推上了局长的宝座，这样他很快就能通过走上一段楼梯。于是，他去了Xi、重庆等地处理战后遗留问题。

然而，我父亲万万没有想到，当他在处理完中美合作留在重庆的最后一批材料后回到南京时，有许多“不幸”在等着他:第一，在交接手续之前，郑介民得知他父亲导演了生日庆典，于是他派人去检查总务室的账本，甚至搜查了我的家；尽管没有发现腐败，但在他父亲最喜欢的学生、管理部门负责人邓益夫的床下发现了一盒从国外购买的外国锁，邓益夫被控“内奸”而遭枪击。后来，毛仁峰上台后，派人去检查总务室的材料和帐目。他以“团结更多下属”为由，解散了以其父为首的“滨湖校友会”，组织了以毛仁峰为首的“统一大聚会”...

减少到云南

我父亲意识到毛仁峰要过河拆桥了。因为唐宗已经被调到内务部警察总部担任主任，他已经退出了权力斗争，只有他的父亲才有资格并且能够在将来取代毛仁峰。因此，毛仁峰一上台，就开始收拾威胁他的人。父亲非常难过，觉得如果他不尽快离开毛仁峰，邓益夫迟早会完蛋。

然而，在总务办公室工作了七八年后，我父亲不愿意退休。一天晚上，他给毛仁峰打了电话。毛的副官问了又答，“沈先生，毛局长正在打麻将。我能为你告诉我什么？”当我的父亲听到这些，他非常生气，他说“没什么”，然后放下电话，心想:有什么大不了的！要不是我，你早就登上主任的宝座了。

毛仁峰、胡宗南与蒋经国1949年12月(左起)

第二天，父亲直接去了毛仁峰的办公室。在汇报了自己的工作之后，他进一步试探道:“我在局里当了8年的总务主任。现在日伪的财产检查工作已经基本完成。我真的很想在外面做。我想知道你是否同意？”毛仁峰一听，不但没有停下来，反而高兴地说:“好！外面需要一个像你这样年轻有经验的骨干。如今，许多地方干部都没有效率。台湾和云南非常重要。你可以在那里展示你的才华！”

毛仁峰的话让他的父亲彻底明白，他不仅想把自己挤出局总部，还想把他流放到偏远偏僻的台湾或云南。我父亲很生气，也很讨厌。回家后，他与母亲和祖母讨论。全家人都不想横渡大洋去台湾，那是一个荒岛，而是宁愿去云南。不久，毛仁峰高兴地任命父亲为云南少将站站长。1948年5月，我父亲和他的家人去了昆明。

1949年春，淮海战役和平金战役之后，国民党的大部分精锐部队都失败了。蒋介石和毛仁峰随国民政府逃到台湾。然而，蒋介石不愿失败，决心把云南作为最后的堡垒。他安抚了云南省主席卢汉，并要求他的父亲密切监视卢汉和该地区的反蒋民主人士。1949年8月初，毛仁峰亲自打电话给他的父亲，命令他立即解除中央陆军大学原校长杨洁、云南省民政厅民政厅安思普、省保安司令参谋长谢崇文、保安旅旅长的职务。

我父亲已经心灰意冷了，对毛仁峰的指示不积极，用各种借口拖延时间。他知道如果卢汉的亲信被除掉，卢汉绝不会放过自己。他不想拿自己妻子和孩子的生命去赌毛仁峰的生命。毛仁峰连续发了三份紧急电报，敦促他的父亲赶快行动。最后一封电报说，蒋委员长恨杨洁，命令他父亲在三天内除掉杨洁。父亲听说这是蒋介石的命令，但他不敢怠慢，决定暗杀杨洁。没想到，它被我奶奶发现了，她给了杨洁一个逃离昆明的机会。在杨洁逃离昆明的同一天，卢汉在蒋介石的压力下同意对昆明进行大规模突袭。毛仁峰保密局西南特区负责人徐远举带了一批重庆特勤人员前来配合，这是历史上的“1999年大清洗”。然而，当他父亲带着人去杨洁的公寓时，他已经跑了。当毛仁峰得知他立即从台湾赶到昆明亲自处理“九九大清洗”期间被捕的犯人时，他非常恼火。当毛仁峰下飞机时，他屈尊责备父亲的无能，并放走了杨洁，这使蒋介石非常生气。父亲表面上点点头，但他不相信。

毛仁峰在昆明住了近一个月，主要目的是劝说卢汉杀死一批俘虏，使卢汉的手上沾着革命者的血，以此来堵塞他入党的后路；二是命令父亲坚守云南，不要擅自离开。这最后一次无疑是将他在云南的父亲钉在十字架上，切断他逃往台湾的路。对此，我父亲讨厌她的牙齿，决定把颜色还给他。

往马桶里扔两包毒药

我父亲已经把我们全家送到香港，并把云南站搬到了他自己的家。毛仁峰原本住在别处，但为了收发电报方便，他住在我们家。我父亲被勾搭上了。他想借此机会把慢性毒药放进毛仁峰的饮用水或食物里。这种毒药需要两个月才能发作，所以我父亲计划在毛仁峰离开昆明之前开始，这样就没有人会怀疑自己了。打定主意后，他显然很好地照顾了毛仁峰的饮食和日常生活。然而，毛仁峰对此并不感激，他不停地抱怨父亲工作不力；此外，在此期间，毛仁峰经常带着一个女玩家回家，并肆意调情，这进一步增加了她父亲对他的怨恨。

转眼间，毛仁峰在昆明呆了20多天，但由于卢汉的不配合，他的工作毫无进展，毛仁峰的心情也很差。一天晚上，停电时，毛仁峰正在审阅文件。他慌慌张张地打翻了桌子上的杯子，气得拍了拍桌子，大骂他父亲的亲密助手严吉生。后来，我父亲越想越生气，心想:你得看着主人打狗！这显然不是为了把自己放在眼里！想到这，他对毛仁峰的宿怨又涌上心头，立即从保险柜里拿出两包毒药，准备第二天放在他的饮用水和饭食里。

第二天一早，父亲带着毒药去了毛仁峰的卧室。当他看到他在阳台上做练习时，他很顺利地向他打招呼。不知什么原因，毛仁峰突然过来拍着父亲的肩膀说:“老沈，你一直对我都一样……”下面的话没有说，但从他的眼神和表情不难看出，毛仁峰自己也为父亲感到难过。

毛仁峰的半句话和内疚的表情使他父亲失去了下毒的勇气。后来，他也对自己的软弱感到恼火，决定除掉毛仁峰。正当父亲准备再次行动时，他在毛仁峰的办公桌上发现了几份电报，敦促他立即返回台湾。父亲非常矛盾。他知道如果他不采取行动，他将永远没有机会。然而，当毛仁峰死后，保密局将陷入内乱，失去权力。戴笠苦心经营的遗产将毁于自己手中。他怎么能在坟墓里不辜负戴笠呢？我父亲为此苦恼了几天，最终决定在党和国家处于危险的时候，把大局放在第一位，果断地把两包毒药扔进了厕所。

登机前，毛仁峰多次指示父亲坚持去云南。就算卢汉变异了，他也不准离开。要么拉起下属去山里打游击队；要么作弊，要么等待机会。他的话让他父亲心里发冷。这不是决心要自杀吗？想到这一点，我父亲讨厌他的优柔寡断。因此，在吕汉用枪胁迫他起义时，他决定不再为毛仁峰工作，并坚决签署了起义权力。毛仁峰得知后，十分沮丧，命令蒋介石派人到云南去攻打唐尧。他必须在“占领昆明”后用专机把他的父亲带到台湾，同时派间谍到昆明暗杀他的父亲。

后来，唐尧被捕，他的父亲作为战犯被卢汉监禁，断绝了与外界的联系。台湾认为他的父亲被镇压了。毛仁峰可能有罪，决定对他父亲的“遗孀”给予特殊照顾。我母亲在香港再婚时，我叔叔把我的四个兄弟姐妹托付给了台湾。毛仁峰给叔叔分配了一间日式花园平房，每月把父亲的少将工资发给叔叔。与此同时，他还专门派了一名厨师和一名前临立特训班的学生来照顾他们，以此来寻求自己内心的平静。

毛仁峰到台湾后，做官的秘诀在于“忍、等、狠”。当别人当众扇他耳光时，他可以平静地微笑；蒋介石脱下鞋子，打了他的脸。他说这是“领导人的爱”...他坚信忍耐可以避免灾难，为晋升到更高的职位铺平道路。1952年10月10日，毛仁峰当选为国民党第七届中央执行委员会候补委员。1953年3月，他担任“国防部情报司司长”。1955年，他密谋伤害出席亚非会议的周恩来总理，但失败了。他于1957年10月14日在台北因病去世。

1960年11月28日，他的父亲被人民政府赦免，并被任命为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全国委员会文史资料委员会文史专员。晚年，他选择留在大陆，而不是去台湾和香港。他说:“国家的分裂是我们这一代造成的，应该在我们这一代结束。虽然我们过去走了不同的路，但从今天起，一个人几千年不死不臭，要看他是否为祖国统一作出了贡献，反之亦然。”1996年3月18日，我父亲在北京死于结肠癌，享年82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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