南宋理学大师朱熹的官德思想：品德好坏影响国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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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历来重视官员道德，认为官员道德的好坏直接影响国家安全的兴衰。早在先秦时期，就有人指出:“治乱的关键在于官员。”(《汉书·五官记》)国家的失败是由邪恶的官员造成的。官员的道德沦丧，宠物和贿赂。”《左传·桓公二年》)当官员失去道德约束时，就会出现贿赂公众的危险局面，国家就不是一个国家。为此，历代有识之士和思想家相继提出了大量的官德规范，如睡虎地秦简《为官之道》、唐代武则天的《官轨》、宋代吕本中的《官谚》等。，限制官员的言行。作为宋代大学者，朱对这一问题有着清醒的认识，并结合自己的几次仕宦经历，对这一问题有着深刻的体会和感受，提出了许多有价值的官德思想和主张。

人们，一切都是公平的。受儒家重民传统的影响，朱对当时的官员普遍缺乏爱民、惠民之心，大多数人对人民漠不关心，感到非常不满。他明确主张:“为了维持秩序，首先是民政。”(《体裁》，第112卷，第2733页，中华书局，1986年。以下简称“语言”)“人民是政治的基础。”(《语录》卷108，第2689页)要求官员要把普通人的利益放在第一位，“以法律去爱人民，而不是去寻求文达。”首先，我们应该“宽以待人”(《语言学》，第132卷，第3180页)，注意关心人民，关心人民，减少对人民的剥削。当然，这并不是说“一切都被忽视”和“一切都没有纪律”。“如果你不能遵守命令，你不能阻止它，但如果你认为这是一个宽容的，你不会。”(《语录》第108卷，第2689页)何明确指出，当时有些人打着宽大的旗号，对政治一无所知，甚至对“因德”论感到迷惑，不敢大胆惩办那些伤害人民的人:“今天挽救弊端的办法极其严格。如果你不严格，怎么能让这些好人受益呢？”(《语言学》，第107卷，第2675页)为了使人民真正受益，我们必须严格管理，严格执法和纪律，严惩害群之马，把“宽以待人”和“从严治政”统一起来。

在封建官场，假公济私、以权谋私、以权谋私的现象十分普遍。朱Xi以自己的亲身经历说:“总的来说，近几年来，一切事情都不愿意做，这是一种习惯，这是一种至高无上的权利，每个地区都倾向于私人利益。”(《朱文集》，第28卷，第1179页，四川教育出版社，1996年)对此，朱指出:“官无大小，而一切只是公。如果是公开的，那就太好了。如果你是一个小官员，人们会害怕的。如果不公平，那就是首相。如果你做了，你只需要下去。”(《文类》，第112卷，第2735页)具体地说，第一，在用人问题上，我们不应该“厚此薄彼”，而应该“凡是我们推荐的，我们都要听取公众的意见”(《朱熹集》，第99卷，第5090页)；第二，在处理政府事务时，我们应该保持“真诚和真诚”。你们不能相互隐瞒，“只为自己的利益服务”(《朱熹集》第26卷，第1119页)；第三，在处理国家财产时，有必要区分公共财产和私人财产，而不是“把它当作自尊来对待”(语言，第106卷，第2642页)。

自律是干净的，执事是勤奋的。朱认为，诚实、勤奋和谨慎是一个官员的“职责”。朱对清廉的要求主要体现在两个方面:一是不贪钱，二是重视自制。朱认为:“官员只有勤于律己，有自己的进与退的时候，决不能怀旧。”(《朱·文集》，第64卷，第3365页)这当然不是“教人退却”，“只是要诚实，不要炫自己，而要求知而求进自己的耳朵”(《朱·文集》，第59卷，第3023页)。重要的是做好自己的工作，而不是计较个人得失。

朱特别强调尽职尽责，主张“一天看他的职位，一天看他的官位”。(《朱··记》，第24卷，第1032页)，并尖锐地批评了几种不良的官员作风。一个是“非官方人士”。当时，为了省事，相当一部分官员“见不到官方的人就什么也做不了”，而忽视了人民的声音，以致“人民有冤屈，无处申诉”(《语言学》第108卷，第2686页)。朱认为这样的官员是“无情的人”，一点同情心都没有。第二个是“拒绝做任何事情”。有些官员懒惰，以此为生，不求有功，但求无过。朱批评:“世上无所事事的人，只会比懒惰和自私更坏！士大夫懒惰，拒绝做任何事。有一句话要说，我只知道我当了三年的官，谁能管好自己的事，自找麻烦！我不在乎，我必须成为一名官员。”(《体裁》第109卷，第2696页)第三是拖沓。针对当时政府文案经常积压，许多事情拖了很长时间的情况，朱主张每天都要完成。他说:“当你是一个官员的书，你必须被拘留一天一天，你不能拖下来。”(《体裁》，第112卷，第2736页)第四是享乐。朱说:“今天的官员不能全心全意地履行职责，但他们不忍心‘先吃饭’。””(同上，第2735页)官员首先想到的不是如何尽力而为和处理公务，而是如何吃喝玩乐，这与孔子的古训“先敬而后食”(《论语·卫灵公》)背道而驰。

朱也认为:“做官并不比住在农村好。每一个举动都有利益，每一件事都应该害怕。”(《朱熹集》，第64卷，第3366页)要求政治家处处谨慎。“一切都要仔细观察，人们应该考虑到他们不是到处都在思考，并且处处提防人们的防备，这样什么也不会发生。”。

自我修养和自我治疗。朱继承和发展了传统儒家“修身为本”的思想，重视主体的道德修养及其与外在秩序教育的联系。他说:“法治必须建立在自我修养的基础上。”(《文类》，第108卷，第2686页)，也就是说，掌权者的自我道德修养是治理国家和人民的根源和基础。为此，要求官员不仅要勤于具体事务，而且要“各尽所能”，经常检查自己的身心，“使知识成为一门克己的学问，从而摆脱自己的傲慢和自私”。通过不断锻炼和改善自己的内心世界，可以更好地处理外部世界，尤其是日常的政府事务。他对一位官员说:“在你的业余时间，你必须集中你的身体和精神，或坐直，或考虑游泳的原则。当事情发生时，你应该像你喜欢的那样检查它们，并确保有一种运动和克制的感觉。如果你不放手，那里面和外面就会互相浸淫，大的就会站着，公开的理由就容易理解了。”(《朱··纪》卷三十九，第1827页)克己的自省与应该做的事密切相关，内外结合，背景与目的相对应，从而达到理想的政治目的。这种政治思想内在地包含着正义第一的思想。因此，朱还说:“要做一个政府，最主要的是要认真考察……而其书之大，则欲为义者必先为义”(《朱·记》卷28，第1188页)。他经常建议官员们把修身放在匡君治民之前，或“勤攻自亏”，“以理服人”，或“逆身而行，为我负责，以诚待人”。只有“身心宁静，精神专一”(《朱记》，第29卷，第1227页)，我们才能真正实现助人为乐的目的。

朱是封建社会后期最有影响的著名儒家。他的官德思想被许多官员所推崇，甚至付诸实践。一些官方作品也被吸收和采用。著名学者邵鹏专门将他的言论选入朱文公的《政治指示》，对历代官德建设和官员自律起到了一定的作用。在我们加强廉政建设、端正社会风气的今天，这些思想具有重要的借鉴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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