毛泽东一生最害怕的人和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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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956年苏共20大曾经震撼了全世界。苏共20大重要的内容是打开了否定斯大林的大门。赫鲁晓夫做为苏共领导人，是批判斯大林的核心人物，在22大上通过一个让整个社会主义阵营瞠目结舌的决议:“大会认为在列宁墓中继续保留约.维.斯大林的水晶宫是不适宜的，因为斯大林严重地违反了列宁的遗训，滥用权力，大规模镇压正直的苏维埃人，以及在个人崇拜时期的其他行为使他的灵柩在弗.伊.列宁墓中成为不可能。”很快，斯大林的遗体从列宁墓中被拉到火葬场焚烧。从此，赫鲁晓夫成了毛泽东眼中最坏的人。在毛泽东看来，赫鲁晓夫这样在领袖生前好话说尽死后鞭尸批判的人是十足的两面派、野心家，是必须引起他高度警惕的。从此毛泽东开始警惕“中国的赫鲁晓夫”。为了防止赫鲁晓夫式的人物隐藏在党内，毛泽东发动了文化大革命，上下一起寻找“中国的赫鲁晓夫”。

　　1962年9月，八届十中全会以后，毛泽东在国际上与苏联修正主义斗争的同时，在国内还特别着重抓紧了上层建筑各个领域的思想政治斗争。这个斗争与农村社会主义教育运动结合在一起，成为当时中国阶级斗争运动的全貌。

　　1963年5月6日，由柯庆施、江青组织人写的批判孟超的《李慧娘》、廖沫沙的“有鬼无害论”的文章，于上海《文汇报》发表，露出了思想政治领域内阶级斗争的锋芒。

　　毛泽东在这个时期对意识形态诸领域的事情十分敏感。他抓住各种题目作文章，实行舆论上的推动。1963年9月，他在中央工作会议上严厉指出：“戏剧要推陈出新，不要推陈出陈，光唱帝王将相、才子佳人和他们的丫头、保镖之类。”

　　9月27日，毛泽东再次指出：“文艺部门、戏曲、电影要抓一个推陈出新的问题。”“旧形式要出新内容。”“上层建筑总要适应经济基础。”

　　他接着指出：“《戏剧报》尽是牛鬼蛇神，”“文化方面特别是戏剧大量是封建落后的东西，社会主义的东西少，在舞台上无非是帝王将相。文化部是管文化的，应注意这方面的问题，为之检查，认真改正。如不改变，就改名帝王将相、才子佳人部，或者外国死人部。”

　　同年11月16日，毛泽东在给林彪的信中指出：“解放军的思想政治工作和军事工作，经林彪同志提出四个第一、三八作风之后，比较过去有了一个很大的发展，更具体化又更理论化了，因而更便于工业部门采用和学习了。”

　　这样的指示一方面进一步加强了思想政治领域内斗争的力量配置，另一方面也给了林彪更多的政治资本。林彪在这一时期始终处在稳定的崛起过程中。

　　毛泽东在意识形态领域的锐利矛头，一再指向艺术领域。

　　他在一份反映上海柯庆施大抓故事会和评弹改革的材料上作出批示：“各种艺术形式──戏剧、曲艺、音乐、美术、舞蹈、电影、诗和文学等等，问题不少，人数很多，社会主义改造在许多部门中，至今收效甚微。许多部门至今还是‘死人’统治着。”“许多共产党人热心提倡封建主义和资本主义的艺术，却不热心提倡社会主义的艺术，岂非咄咄怪事。”“社会主义经济基础已经改变了，为这个基础服务的上层建筑之一的艺术部门，至今还是大问题。这需要从调查研究着手，认真地抓起来。”

　　在这里，毛泽东对上层建筑领域阶级斗争的意思是十分明白和透彻的。他把这个领域当做是社会主义改造收效甚微的部门。他的严厉批示，既为上层建筑领域内的阶级斗争指明了对象，也开始在党内组织起进行这场斗争的干部队伍。

　　正是在这些批示的精神下，江青、张春桥这样的人物才嗅觉敏感地聚集起来。

　　毛泽东又把批判的锋芒指向教育部门。

　　1964年2月13日，在一次春节座谈会上，他对教育领域的工作又做出指示：“学制可以缩短”，“现在课程多，害死人”，“现在的考试，用对付敌人的办法，搞突然袭击”，“旧教学制度摧残人才，摧残青年”。他以非常有力的语言指出：学制、课程、教学方法都必须改革。这一类有关教育革命的指示，在随后一段时间里他曾反复重申。

　　还是这个春节座谈会上，毛泽东又一次对文艺领域做出了指示，这个指示自然是相当严厉的。“要把唱戏的、写诗的、戏剧家、文学家赶出城，统统都轰下去，分期分批下放到农村、工厂，不要总住机关。否则写不出东西来。不下去不给开饭。”

　　这样的指示在当时只被当做一种精神。在刘少奇、邓小平这些一线主持工作的人的过滤下，最多成为一种和风细雨的吹风。而在文化大革命中，却在无比彻底的、夸张的乃至残酷的程度上实现了出来。

　　1964年5月9日，作为对毛泽东一系列精神的配合，林彪对部队文艺工作也作出相应指示：“无产阶级文艺的目的，就是要团结人民，教育人民，鼓舞革命人民的斗志，瓦解敌人，消灭敌人，进行兴无灭资的斗争。”

　　同年6月5日－7月31日，京剧现代戏观摩演出大会在北京举行。作为一个政治上有意识的行为，毛泽东观看了《红灯记》、《沙家浜》、《智取威虎山》、《奇袭白虎团》等现代京剧，并接见了全体演出人员。

　　江青在参加观摩演出人员的座谈会上，不失时机地发表了《谈京剧革命》的讲话。所谓京剧革命，是毛泽东逐步成熟文化大革命舆论的一个重要步骤，而这又是江青全力以赴策划和操作的。

　　正是毛泽东在上层建筑领域内开展反对修正主义、反对资本主义的思想政治斗争的巨大需要，给了江青崭露峥嵘头角的机会。江青在这方面有足够的政治敏感，又有一定的擅长。当她在这时顺势挺身而出时，一贯对她的公开行动给以很大限制的毛泽东，便不能乃至不愿再予以限制了。

　　江青的“脱颖而出”，使得文化大革命增加了一个很大的进攻性人物。

　　1964年6月27日，毛泽东又在《中央宣传部关于全国文联和所属各协会整风情况的报告》上做了继续张满上层建筑领域内阶级斗争的大弓的批示：“这些协会和他们所掌握的刊物的大多数（据说有少数几个是好的），十五年来，基本上（不是一切人）不执行党的政策，做官当老爷，不去接近工农兵，不去反映社会主义的革命和建设。最近几年，竟然跌到了修正主义的边缘。如不认真改造，势必在将来的某一天，要变成像匈牙利裴多菲俱乐部那样的团体。”

　　与此同时，他还在中国作家协会的整风报告上作出批示：“写在纸上，不准备兑现的。”

　　这些批示的定性已经非常明确了，它在中国的政治天空中如高悬的利剑。

　　然而，即使这样，党内那时对这样的声音似乎还没有重视到毛泽东所需要的程度。

　　1964年7月，毛泽东作出了更为提纲挈领的论述：“在政治思想领域内，社会主义同资本主义之间谁胜谁负的斗争，需要一个很长的时间才能解决。几十年内是不行的，需要一百年到几百年的时间才能成功。在时间问题上，与其准备短些，宁可准备长些；在工作问题上，与其看得容易些，宁可看得困难些。这样想，这样做，较为有益，而较少受害。”

　　在这里，一个一百年到几百年才可能完成的政治思想领域内的阶级斗争被提了出来。当时的党内，到底有多少人真正领会了毛泽东这一论述的含义及其严重性？特别是在党的领导上层，又有多少人领会这个论断中所含的矛头已经隐隐指向他们中间的某些人？

　　后来的文化大革命表明，并没有多少人真正领会毛泽东的言中之意。

　　7月14日，《红旗》和《人民日报》编辑部文章《关于赫鲁晓夫的假共产主义及其在世界历史上的教训》，即九评苏共中央公开信发表了。毛泽东在其中亲自写了关于培养和造就千百万无产阶级革命事业接班人的问题，并提出了接班人的五个条件。

　　毛泽东接着指出：“培养无产阶级革命事业的接班人的问题，从根本上来说，就是老一代无产阶级革命家所开创的马克思列宁主义的革命事业是不是后继有人的问题，就是将来我们党和国家的领导能不能继续掌握在无产阶级革命家手中的问题，就是我们的子孙后代能不能沿着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正确道路继续前进的问题，也就是我们能不能胜利地防止赫鲁晓夫修正主义在中国重演的问题。总之，这是关系我们党和国家命运的生死存亡的极其重大的问题。这是无产阶级革命事业的百年大计，千年大计，万年大计。”“要特别警惕像赫鲁晓夫那样的个人野心家和阴谋家，防止这样的坏人篡夺党和国家的各级领导权。”

　　这段论述特别明确地显露出毛泽东对国际上反对修正主义斗争与国内反对修正主义斗争的深切谋略。他提出接班人的问题，不仅让我们联想到斯大林之后的赫鲁晓夫如何否定了斯大林，还特别让我们想到毛泽东是何等警惕身边赫鲁晓夫那样的个人野心家和阴谋家的存在。

　　当后来的文化大革命把刘少奇定义为中国的赫鲁晓夫时，人们才认识到毛泽东这段论述的真正分量。遗憾的是，从当时整个党内上层的反应看来，包括从刘少奇本人的反应看来，并没有多少人真正领会毛泽东此话的深意。

　　1964年9月，毛泽东在同毛远新的谈话中又指出：“现在革命的任务还没有完成，到底谁打倒谁还不一定，苏联还不是赫鲁晓夫当政，资产阶级当政？我们也有资产阶级把持政权的，有的生产队、工厂、县委、地委、省委都有他们的人。有的公安厅副厅长也是他们的人。文化部是谁领导的？电影、戏剧都是为他们服务的，不是为多数人服务的！”

　　时隔不久，12月22日，周恩来在第三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作政府工作报告时，又传达了毛泽东的一个指示：“人类的历史，就是一个不断地从必然王国向自由王国发展的历史。这个历史永远不会完结。在有阶级存在的社会内，阶级斗争不会完结。”“人类总得不断地总结经验，有所发现，有所发明，有所创造，有所前进。停止的论点，悲观的论点，无所作为和骄傲自满的论点，都是错误的。”

　　在这里，我们不仅看到了毛泽东对阶级斗争的进一步阐述，甚至看到了毛泽东对斗争前途满怀信心的乐观主义。

　　在1965年1月《二十三条》制定并发布后，毛泽东在上层建筑领域内开展阶级斗争的格局进一步成熟。

　　一方面，中国广大农村阶级斗争的局面已经有了全局在手的把握；另一方面，《二十三条》已经把“这次运动的重点，是整党内那些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这样的原理在党内以文件的形式正式肯定了下来。接下来的半年中，他继续顺势推进着。

　　1965年8月5日，在接见外宾的一次谈话中，他又指出：“党是可以变化的，普列汉诺夫和孟什维克过去都是马克思主义者，后来就反对列宁，反对布尔什维克，脱离了人民。现在是在布尔什维克内部发生了分化。中国也有两个前途，一种是坚决走马列主义的道路，社会主义的道路，一种是走修正主义的道路。我们有要走修正主义道路的社会阶层。问题看我们如何处理。我们采取了一些措施，避免走修正主义道路。”

　　在这段讲话中，毛泽东一方面指出了中国国内有“走修正主义道路的社会阶层”，这是一个相当严重醒目的提法；另一方面，他正在对国际范围内吹风，这是为他以后揭开中国共产党内全面阶级斗争盖子的一种舆论准备。

　　说到文化大革命，就其公开化、全面化的开始，一般可以从1966年6月1日中央电台广播北京大学聂元梓等人写的“全国第一张马列主义的大字报”算起。

　　如果更往前推，就应该从1965年9月毛泽东在党内触及吴晗问题开始。

　　从1962年9月八中全会到1965年9月的近三年时间里，毛泽东在政治思想领域内已经做了一系列开展阶级斗争的指示和批示。仅仅就以上引述的这些内容而言，就能够感到毛泽东一直在抓紧推动这场斗争。

　　当然，在实际生活中，绝不会像我们今天集中阅读这些论述时感受那么强烈。毛泽东如此之多的指示与步骤，毕竟是被分散在长达三年的时间之中，他并不可能每天做阶级斗争这件事。他即使心中从未忘记政治思想领域的阶级斗争，但是在实际中，也只能因势利导地乘机而做。因为他面对的毕竟是一个人口众多的国家，面对的是一个从几亿人的吃饭穿衣到整个国计民生的方方面面塞满党和国家各部门工作日程的实际情况。当毛泽东处于远离实际工作的二线，高屋建瓴、纲举目张地推动政治思想运动或者推动全国范围内的阶级斗争时，刘少奇、邓小平等一大批上层领导都在一线面对各种具体的党务、国务、经济、文化。他们或许觉得自己在执行毛泽东的指示，在实际中又可能淡化、削弱和抵制了毛泽东的指示。

　　在这一时期的经济工作中，教育、科技、文学、艺术及宣传等工作中，我们看到，占据着一线工作岗位的以刘少奇为代表的一大批党的上层领导干部，都在十分务实地操作着。并没有哪个人敢于公开否认和对抗毛泽东的纲领性指示，然而，具体的操作中，确实很少有人真正在毛泽东一系列指示的强度上落实照办。

　　除了江青、张春桥、陈伯达、康生和姚文元等这样一些意识形态斗争的尖锐分子逐渐崭露头角外，更多的党的领导层的表现，是让毛泽东产生大权旁落的愤怒。

　　毛泽东或许无暇也不屑于亲自顾及一线的日常琐碎事物，他喜欢纲举目张，统管全局；然而，放弃了第一线的具体操作，就必然失去第一线的巨大权力。党和国家的各个部门在刘邓的主持下按部就班地运转着，而这些运转本质上又必然是经济现实主义的。

　　毛泽东日益感到了重新开展一场大革命的必要性。

　　当然，毛泽东的这一决心也是逐步成熟的。后来发生的文化大革命，也并非事先全部设计好的。逢山攀山，逢水涉水，路是在走的过程中明确的。文化大革命这场政治斗争也是在运筹和推动的过程中，逐步在现实与头脑中成型的。

　　当毛泽东发出一系列有关上层建筑领域内革命的指示后，只有江青等少数几个人声嘶力竭地响应，并未引起他所期待的全党轰轰烈烈的拥护，他由此得出结论，资本主义复辟的危险性已经日益逼近了。

　　1965年，毛泽东在与斯诺谈话时，曾经坦然承认中国存在个人崇拜，同时不失大政治家风度地从容说道：当时需要有更多的个人崇拜。那当然是指对毛泽东本人的崇拜了。其中真正的含义是，这是中国国内阶级斗争的需要，是政治革命的需要。

　　斯诺当时或许并未完全领会毛泽东这番话的深刻含义。

　　1970年，文化大革命处在胜利巅峰状态之时，斯诺再次访问中国，12月18日与毛泽东交谈时，毛泽东说：在我们1965年进行谈话的时候，许多权力，各省、各地方党委内，特别是北京市党委内的宣传工作的权力，他都管不了。

　　这段谈话再次表明了毛泽东对文化大革命前自己大权旁落的意识。当时，斯诺问毛泽东：“你什么时候明显地感觉必须把刘少奇这个人从政治上搞掉？”毛泽东回答说：“那就早啰，1965年1月《二十三条》发表时，刘少奇反对‘四清’的目标是整党内走资本主义道路当权派。”其后斯诺通过当时中国的其他高层领导人证实，1965年1月25日（而不是在此之前），毛泽东决定：刘少奇必须下台。

　　（下面这个情况对于我们判断毛泽东的这个决定是非常有用的：1964年召开的中共中央四清工作会议期间，一次邓小平主持的会上，正值毛泽东身体不适，邓小平劝毛泽东不要来，毛说：不行，非要参加不可。当毛泽东讲运动的性质是社会主义与资本主义的矛盾时，刘少奇插话：有“四清”与“四不清”的矛盾，还是有什么矛盾解决什么矛盾好。毛泽东对此十分不满。在再一次会上，他带上了宪法和党章。在讲话时，毛泽东一手拿着宪法，一手拿着党章说：这有两本书，这本是宪法，我是公民，有公民权。这本是党章，我有党员的权利。你们一个不让我来开会，一个不让我发言。毛泽东发了脾气。后来，刘少奇在政治局会议上做了检讨，说他对主席不尊重。毛泽东对刘少奇的检讨不满意，认为这不是尊重不尊重的问题，而是马克思主义和修正主义的问题。在这次中央工作会议上，毛泽东还指出：北京有两个独立王国。一个指邓小平的中央书记处，一个指李富春的国家计委。）

　　当后来的历史学家中的有些人将文化大革命归为毛泽东浪漫主义的革命性格，或者将毛泽东发动文化大革命归于他在权力上的多疑、猜忌与性格残忍时，我们说，这些都是不足道的。

　　文化大革命前的全部情势是，毛泽东深深感到了共产党可能“改变颜色”、“赫鲁晓夫式的人物”可能复辟资本主义的危险性。

　　说得更具体一点，如果不发动一场大规模的党内阶级斗争，毛泽东的阶级斗争路线本身就可能被推翻。不借助一场大规模的思想政治领域的阶级斗争运动，他没有其他办法可以保证其“正确”的领导路线贯彻下去。

　　毛泽东虽然生性好斗，热爱革命，敢于破坏现存世界，然而，对于自己几十年经过艰苦斗争“亲手缔造”和“亲自领导”的党和国家，不能说没有责任心。作为一位深谋远虑的政治家，他也是在他的立场上不得不采取这样一个事关重大的行为的。

　　正是为了打倒一个在当时看来无法轻易打倒的敌人，他必须借助多种能量。

　　其中包括“个人崇拜”。（柯云路《极端十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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