甲午之战：第三章 洒热血，平壤之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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战斗打响后，清政府不能忍受凌辱，还是准备打一场。7月14日，光绪皇帝即降旨命直隶总督兼北洋大臣李鸿章速为筹备，即派一军由北路进发，另派南路军由海路接应叶志超军。

从7月21日开始，南北两路援朝军同时分批登程，其中南路援军在丰岛海战中被日军歼灭，北路入朝之援军即所谓四大军，包括盛军、毅军、奉军和奉天吉林练军，李鸿章让他们驻扎朝鲜北部重镇平壤，“会合各军，图援汉城”。

卫汝贵率领的盛军和马玉昆率领的毅军首先于8月4日入驻平壤，其次是和左宝贵率领的奉军，最后赶来的是丰升阿率领的奉天练军盛字营和吉林练军，于8月9日赶到平壤，终于形成四大军会师之势。四大军共计32营，合计13526人。史称四大军入朝。

战争部署

8月21日和28日，叶志超和聂士成先后率成欢战败归来的残兵进入平壤（聂士成在9月2日离开平壤回国），朝廷任命叶志超为平壤诸军总统。清军按李鸿章“先定守局，再图进取”的方针，在平壤赶修工事，择险分屯，同时又在平壤后路各地布置兵力。清军驻守平壤的总兵力，计步、马、炮约15000人，拥有野炮4门、山炮28门、速射炮6门，贮存足够全军一个月食用的军粮。

早在1894年8月1日正式向中国宣战前，日本政府就对战争的发展做出了各种估计和设想，并据以制定了“作战大方针”。其要点是：作战准备分两期进行。第一期，派陆军进入朝鲜，牵制清军；同时，出动海军寻求与中国海军进行主力决战，夺取黄海及渤海制海权；第二期作战视第一期之海战结果而定。

为以保周全，日本还制定了三种方案：

（甲）如海战胜利夺得制海权，即运输陆军在渤海湾头登陆，于直隶平原与清军进行主力决战；

（乙）海战结果虽不能夺取制海权，然已使中国舰队不能驶进日本近海时，派陆军前进，驱逐清军出朝鲜，扶植朝鲜“独立”；

（丙）若海战失败，制海权为中国海军所夺，则加强在朝鲜的防守，击退清军的进攻。但日本政府考虑到海军主力决战何时进行难以拟料，且海战即使胜利，由于气候和运输条件，若进行直隶平原大决战，至少须待来春冰雪融化。因此，大本营根据实际情况，决定首先实施“作战大方针”的（乙）项方案。

8月14日，大本营将“作战大方针”及实施（乙）项方案训令于各师团长。同时增派第五师团及第三师团一部入朝。9月1日将入朝的第五、第三两师团编成第一军，任命陆军大将山县有朋为军司令官，指挥朝鲜境内的攻势作战，向驻平壤清军发动进攻。

日军向平壤的进攻共分四路，采取分进合击，四面包围的战术：

由大岛义昌少将率混成第九旅团（约3600人），自汉城出发，循汉城至平壤大道，达平壤大同江南岸，以牵制、吸引清军，便利其他部队由平壤左、右翼及背后进行包围攻击；

第五师团本队（约5400人）由师团长野津道贯亲自率领，自汉城发兵，出江西郡进攻平壤西南面；

由陆军少将立见尚文率领的第十旅团，称朔宁支队（约2400人），亦由汉城出发，由麦田店渡大同江，绕攻平壤东北；

由日本海运至朝鲜元山登陆的日军，称元山支队（约4700人），在步兵第十八联队长佐藤正大佐指挥下，由元山出发，渡大同江进至平壤西北之顺安，切断清军向义州的退路，并与朔宁支队会合，共同担当平壤北面的攻击。

清军在平壤的防守部署是：

在大同门外大同江面搭浮桥一座，以通往来。江南岸构筑堡垒五处，由毅军及盛军一部防守，统归马玉昆指挥；

城南外廓筑堡垒及兵营十五处，其南端由大同江北岸修筑长达二千米胸墙一道，墙下布雷，为南面第一道防线。由盛军及奉天练军盛字营驻守，归卫汝贵指挥；

城北牡丹台筑堡垒一处，牡丹台外侧沿丘陵高地自东北向西北修堡垒四处，奉军及奉天练军、江自康仁字营驻守，由左宝贵指挥；

内城之景昌门至七星门一线，由叶志超所部芦榆防军驻守。

大战在即

这是一场清军占据优势的大战。

首先是地形优势，平壤是朝鲜平安道首府，山环水抱，城墙高大坚固。共有城门六座：南为朱雀门，西南为静海门，西北为七星门，北为玄武门，东为长庆门，东南为大同门。玄武门跨牡丹峰修筑，由于牡丹台紧靠城墙，因而成了守卫平壤的关键，城东又倚大同江为天险，总之平壤城地势险要，易守难攻。

其次清军兵员、武器、粮食都很充足，足以以逸待劳，击退来犯之敌。

另外，朝鲜官民也大力支持清军，清军入驻平壤后“朝鲜难民、义团等箪食壶浆，馈遗不绝”，平安道观察使闵丙奭积极协助清军作战，而在汉城的朝鲜统治者兴宣大院君李昰应亦暗中向清军传递情报，企图里应外合击退日军。

反观日军，并不得朝鲜人心，日本史料记载“所有地方之韩人见我军则回避逃匿”，被日军强征来的朝鲜夫役，“皆怀畏怖，不肯服役，强使服役则中途逃窜，比比皆是。因此，我北进各队及元山支队，其行进途中备尝给养缺乏之苦。师团本队除粗米饭外，副食毫无，仅以一匙之盐，供数日之食”。一路上还不断遇到朝鲜人的偷袭。

遗憾的是，即便清军有这些优势，并未主动进击，扭转战局。

特别是清军军纪败坏，令原本盛情欢迎的朝鲜民众寒心，正如目击平壤之战的朝鲜人朴殷植所说：“始清兵渡江，我民争箪壶迎馈，而乃肆盗掠，大失民望”。总之，清军没有充分利用这些优势，最终导致失败，以至于影响了整个战局。

当日军向平壤进发时，清军并无积极措施，8月31日，叶志超电告李鸿章，主张“俟兵齐秋收后合力前进”，李鸿章竟认为是“老成之见”。直到朝鲜平安道监司闵丙奭电告日军正向平壤扑来，李鸿章才意识到事态严重性，急电叶志超“预备进占”，光绪帝也对叶志超很不悦，下旨要平壤清军“不得以兵未全到，束手以待敌人之攻，而于敌之分兵修道，听其自由往来，不思半济而击之术也”。叶志超只得命各军加强派哨，探敌行踪。

9月6日，左宝贵派奉军哨官傅殿魁率骑兵一哨出探，进至黄州东5里时，与日军第九混成旅团先头部队一户兵卫步兵少佐所率第十一联队第一大队遭遇，双方交火后，奉军以敌我悬殊太大，即撤队回营报告。

当天，叶志超获悉日军大队即将来攻，便召集卫、左、马、丰等将领会议，决定各军抽调八成队，合计7000余人，酌带行粮，于9月7日晨渡江至中和郡，相机迎击；各营留二成队，仍扎平壤老营，在中和，清军因夜黑看不清，竟自相残杀，死20人，伤100余人。

叶志超便于当天飞函前敌调各军回防，从此，各军坚匿平壤，龟缩不出。而日军则利用这个机会顺利完成了对平壤城的包围。

日本第一军司令官山县有朋大将于平壤之战的前两天到达汉城时，即向麾下的军官们训示：“万一战局极端困难，也绝不为敌人所生擒，宁可清白一死，以示日本男儿之气节，保全日本男儿之名誉。”虽说是为了激励日军将士发扬武士道精神，却也透露了他作为日军主帅，对取得这次战役的胜利并无绝对的把握。可惜，他高估的清军的实力和状态。

9月13日，四路日军均已逼近平壤，元山支队进至顺安，切断了清军退往义州的后路。

14日清晨，元山、朔宁两支队一齐发起攻击，攻占城北山顶清军营垒数座。左宝贵亲自督队争夺，受叶志超掣肘未能成功，只得率部退入城内。

当晚，叶志超见城北形势危急，主张弃城逃跑，他说：“敌人乘胜大至，锋芒正锐，我军弹药不齐，地势不熟，不如各整队伍暂退叆州，养精蓄锐，以图后举。”当时诸将依违参半，只有左宝贵痛斥：“敌人悬军长驱，正宜出奇痛击，使只轮弗返，不敢窥觎中原。朝廷设机器，养军兵，每岁靡金钱数十万，正为今日耳，若不战而退，何以对朝鲜而报国家哉？大丈夫建业立功，在此一举！至成败利钝，不遑计也。”他慷慨陈词，怒色形面，恳望叶志超“同心合力，共济时艰”。

左宝贵遂派亲军监视叶志超，防止其逃跑。主帅失去作用，清军在之后可以说是各自为战，也为清军的失败埋下伏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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