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六节 大败倭寇,镇压起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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明代倭寇的活动,以嘉靖朝为界可大体分为两个时期。前期是从元末、明初到正德年间。元末,日本进入南北朝分裂时期,其内战中的败将残兵、海盗商人及破 产农民流入海中,乘明初用兵之机,屡寇滨海州县。洪武时,海防整饬,尚未酿成大患。日本幕府将军足利义满一直于明朝保持合作,不断擒杀倭寇献于明廷发落。 足利义满死后,倭寇复萌,经永乐十七年(1419年)六月的望海埚之战,明辽东总兵刘江率师全歼数千来犯之倭后,倭寇不敢复犯辽东。永乐十七年(1419年)六月十五日,辽东总兵十军左都督刘荣大败倭寇。很久以来中日两国便已开高干子弟全名录始交好,明朝建立后,朱元璋为了巩固两国间的友好关系,在 洪武二年(1369年)派僧人杨载出使日本。次年又派莱州府同知赵秩赴日,详细阐述了明朝的睦邻政策。日本国王良怀在第二年遣使奉表进贡马匹,并送还在明 州、台州掠去的70多名中国人,于洪武四年(1371年)十月到达南京。明太祖设宴接待使臣,并命僧人祖阐等八人送日本使者回国,回赐良怀文绮纱罗。
明朝和日本的关系在洪武后期有些疏远,胡惟庸案后,明太祖疑胡惟庸“欲藉日本为助”,因此“怒日本特甚,决意绝之”。从那之后,日本再没派使臣到中国 来。明成祖即位后,于永乐元年(1403年)即派左通政赵居任、行人张洪偕僧道成出使日本。就在他们打算启程时,日本的使臣却先来一步,大约十月份到达南 京。明朝对他们很热情,招待很周到。对使臣所带货物,包括违禁的兵器之类,均按时价购买,并遣使随日本来使回访。两国此后又恢复了贡使往来。
明初,在宁波设市舶司,日本商人必须持有明朝发给的“勘合”(即凭证)才能进行贸易。永乐初,成祖和大臣们商议后规定,日本须每十年一贡,来往的人数不 得超过二百,船只限于两艘。但实际上日本来中国贸易的人和船舶,都超过规定的数目,而且带来非常多的走私物品,远远超过规定的10倍。宣德初年(1426 年)改为人不道三百,船不过三艘,即便如此,却仍满足不了日本的需要。
这个时候,又出现了倭寇。倭寇指的是14世纪至16世纪劫掠我国及朝鲜沿海地区的日本海盗集团。14世纪日本南北朝时,在混战中失败的武士,做了海盗,靠走私抢劫谋生。为此明朝与朝鲜都加强了海防,但在永乐年间,沿海地区仍常常受到倭寇侵扰,成为沿海地区一大祸患。
明朝初年,从辽东经山东、浙江到广东的海岸线上,“岛寇倭夷出没”,甚至登岸剽掠。洪武二年(1369年),太仓卫指挥佥事翁德率领卫所士兵力剿倭寇, 生擒数百人,但倭寇仍经常出来剽掠。从此以后明朝便大大加强了海上防卫,建城墙列寨,增添了许多战船。洪武朝先后在辽东到广东沿海设置50余卫,计算起来 有兵士20多万人。每百户设一战船,千户设十船。海卫五所,共有船50艘,每船有50名旗军。
永乐时,明成祖一方面与日本交好,另一 方面继续加强沿海地区的防御。永乐九年(1411年)正月,命丰城侯李彬、平江伯陈逭等率浙江、福建舟师剿捕海寇。永乐十四年(1416年)命令都督同知 蔡福等带领一百兵马,到山东沿海地区追拿倭寇。永乐十七年(1419年)总兵刘荣(刘江)领导农民在辽东望海埚进行了一次规模很大的抗倭斗争。
刘荣一开始顶替父亲从军,以后又改作了中府右都督,阿鲁台归顺明朝时,在军中他改任左都督,作为总兵官镇守辽东。刘荣去各岛查看巡视备战情况,在他巡视 到金州卫金线岛西北的望海埚时,见地势极为宽广,而且处于滨海咽喉要道,便筑城堡,设烽堠,严阵以待倭寇。当月,膝望哨报告倭寇来犯,刘荣迅速带领军队赶 往望海埚,犒劳军卒,厉兵秣马,准备迎战。倭寇当时正乘30余艘船停泊在马雄岛,登岸后直奔望海埚。刘荣依山势设下埋伏,派都指挥徐刚在山下伏击,百户江 隆率壮士暗中烧毁敌船,断掉他们的退路。十五日,刘荣亲自率步军与敌交战,假装败退,诱敌进入伏击地,紧接着四面响起炮声,围歼倭寇,自辰至酉,将他们大 部歼灭,残寇退到樱桃园。刘荣再分兵夹击,把敌人全部消灭。此次战斗共砍首级千余,生擒130人。倭寇连年骚扰劫掠,这次备受打击,很长一段时期内不敢骚 扰辽东。九月,刘荣因功被封为广宁伯,俸禄一千二百石,予世券,更名荣。次年四月刘荣去世,赐广宁侯,追封为“忠武”。
明朝永乐末年,山东地区经常发生水旱灾害,连年歉收,许多老百姓无衣无食,只好剥树皮、掘草根来充饥。灾民纷纷离家出走,流落他乡,甚至有人为求生路卖妻鬻子。而明朝政府仍然征收繁重的赋税,不顾人民死活,老百姓生活在水深火热之中。
永乐十八年(1420年)三月,山东益都人唐赛儿忍无可忍,首先发动人民揭竿而起。
在元朝末年山东蒲台曾经被红巾军控制,早在至正十七年(1357年)刘福通便派毛贵攻破胶州、莱州、益都、滨州等地,红巾军从此便控制了这些地区,故而明教也深入民间,在民间流传了下来,直到明朝初年,作为民间传播的一种秘密宗教,在当地保持了很大的影响。
唐赛儿从小在这样一个民间宗教传播的环境中成长起来,自幼便开始诵读佛经,并以“佛母”自称。她的丈夫林三,也加入了明教,而且很可能是当地明教的领导者,只是去世较早,于是后来就由唐赛儿负责在当地秘密传播明教。
在唐赛儿自称佛母传教之初,她并没有其他想法,只是想增加门徒,其活动范围在山东的益都、诸州、安州、莒州、即墨、寿光诸县。她的徒众后来增加到好几万 人,引起官府的注意。唐赛儿在传教过程中,自称能知道过去,通晓未来,还能用纸剪成人马,使用法术叫它们征战沙场,因此她深受老百姓拥护。
但这显然只是唐赛儿的一种宣传策略,而实际上她得到民众支持的原因,是她能够真正帮助那些生活困苦的贫民。甚至于那些为明朝统治者歌功颂德的史家们谈起 这件事,都说唐赛儿“以其教施里闾间悉验,细民翕然从之。欲衣食财物,随所须以求运至”。因此,在百姓们的心目中,唐赛儿是唯一能够救民于水火的“佛 母”,也就没什么奇怪的了。
官府在永乐十八年(1420年)这一年年初,开始缉捕唐赛儿义军。群众四处掩护唐赛儿,而且她还趁天灾之 际组织饥民,让他们加入明教。三月,唐赛儿率五万余众占据益都卸石棚寨,作为据点,带领徒众在此出没。明政府青州卫指挥高凤率兵捕之。唐赛儿夜间率众乘官 军懈怠之际发动袭击,官兵溃败,高凤战死。此后,唐赛儿走上公开反明的道路,乘胜攻占莒州、即墨,并进围安丘,震惊了山东全省。山东都、布、按三司惊慌失 措,立即,上报朝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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