两组人物，留给我们的自豪与反思沉思五：英雄败类之我见

小编为您收集和整理了两组人物，留给我们的自豪与反思沉思五：英雄败类之我见的相关内容：每当一个民族遭到外敌入侵时，都会出现舍身为国、奋勇抗敌的英雄；也会出现那么几个或贪生怕死、临阵逃脱，或卖身求荣、认贼作父者，更有助纣为虐、残害同胞的败类。这些不足为奇，我们应该思考两个问题：一是为什么

每当一个民族遭到外敌入侵时，都会出现舍身为国、奋勇抗敌的英雄；也会出现那么几个或贪生怕死、临阵逃脱，或卖身求荣、认贼作父者，更有助纣为虐、残害同胞的败类。这些不足为奇，我们应该思考两个问题：一是为什么会出现这种现象，而且是大规模地出现？二是我们应该怎样对待历史和历史人物？

记得有一年去河北白洋淀，朋友领我去参观白洋淀抗日纪念馆。我在被当年活跃在白洋淀一带的“雁翎队”英勇抗日的事迹感动的同时，也发现了这样一个问题：当时日本鬼子在白洋淀周围修了许多炮楼作为占领军的据点。在纪念馆里有一幅统计表，详细记载了当时各据点驻守的敌军人数。我注意到，各据点驻守的主要力量不是日军，而是由中国人充当的伪军。每个据点最多有一个小队（相当于一个排）的日军，大多是一个班，有的甚至是一个日军带十几个或几十个伪军驻守。整个白洋淀地区周围的日军不超过三百人，而伪军却有上千人，这是日军当时对付抗日武装的主要力量。我不禁想问：这到底是日本人在打中国人，还是中国人自己在打中国人？据1997年由中国抗日战争史学会与中国抗日战争纪念馆编印出版的《抗日战争时期重要资料统计集》显示，仅华北、华中、华南一带的伪军数量，抗战初期的1938年为78000人；到1942年抗日战争相持阶段，已有555000人；而到1945抗战胜利前夕，已达100万。据资料统计，1945年日本投降后，被缴械的驻华伪军的数量大约是118.6万人，加上满洲国和伪蒙古军当时有40万军警，再加上各省县的伪地方武装，总共大约有200万。这还不算整个抗日战争期间被毙伤、俘虏和投诚的118万余伪军，这样算起来伪军就有了300多万。这300多万是直接为日本侵略者服务，屠杀自己同胞的。这个数量超过了侵华日本军的两倍。这还不包括在各级伪政权中任职的官员。

外族入侵，国难当头，出现一些汉奸走狗卖国贼，也不奇怪。但是数量如此之多，值得深思。史学界曾有过这样的提问：中国为什么会有这么多的汉奸？

有人做过这样的分析，认为当时由于蒋介石政府政治上的独裁，为大批伪军“曲线救国”找到了借口；而军事上的排外又把大批“杂牌军”推向侵略者的怀抱；加上人民生活的困苦及日军的威逼利诱，从而使一些国人忘记了家仇国恨，成为敌人的帮凶。但我想，这里面更多的是一个“民族性”问题。换言之，一个民族应该有一种核心凝聚力和精神支柱。有了它，在民族危亡之际，国人就会同仇敌忾，万众一心，共御外侮而不屈；没有这样一个凝聚力和精神支柱，国人就会分崩离析，认贼作父，甘愿当亡国奴，甚至当汉奸。这个民族性，既包括了民族的传统文化价值理念，也包含着现实的政治、经济、社会形态对国人的影响。

从第一点来说，中国传统文化一直有国家和民族的观念，这是中国人的基本道德信条和行为准则。中国古代就有“王于兴师，修我戈矛，与子同仇”、“兄弟阋于墙，外御其侮”的理念。每当遭遇外侵，民族存亡之际，总有无数可歌可泣的精忠报国的民族英雄。岳飞、文天祥、于谦、林则徐等便是其中典范。中国的传统教育中，我们常用岳飞《满江红》和陆游《示儿》诗来激励后人。“靖康耻，犹未雪，臣子恨，何时灭，驾长车、踏破贺兰山缺。壮志饥餐胡虏肉，笑谈渴饮匈奴血。待从头、收拾旧山河，朝天阙。”“死去元知万事空，但悲不见九州同。王师北定中原日，家祭无忘告乃翁。”这些气壮山河的诗句千百年来一直为我们所传诵。从这点来讲，我们是一直有着保家卫国的光荣传统的。

但我认为更重要的是第二点，即国家的政治、经济、社会形态及这种形态给人民带来的后果。它在很多时候具有超越意识形态和国家理念的影响力。因为理念不是空的，一个有价值的理念，必须给信奉这个理念的人民带来实际的利益。国家理念固然重要，但“民为邦本”，人民的实际利益更重要。我们都看到，当国家的统治者实行暴政时，人民就会起来造反，国家就会改朝换代。如果在乱政或暴政下，有外族入侵，那往往会有战士临阵倒戈，百姓夹道欢迎入侵者，就像美国打伊拉克那样。当然，在国家的仁政和暴政二者之间，会有一个中间状态，就是国家统治者昏庸，政治不清明，经济凋敝，民不聊生。这个时候，导致的是全社会的思想混乱，即古人所谓“世道浇漓，人心不古”，人们的道德责任感下降，出现了价值观念和行为准则与传统和正统的标准的背离和扭曲。在此时，倘有外敌入侵，内忧外患并举，就会出现许多特殊的现象。虽然晚清不乏林则徐这样“苟利国家生死以，岂因祸福避趋之”的忧国忧民的英杰，但在很多人眼中，朝廷乃皇帝的朝廷，国家乃太后的国家，其盛其衰，与我何干。所以才出现英国向我们倾销鸦片，朝廷命官吏帮助英商贩卖；英法联军火烧圆明园，京城一些百姓跟着抢劫；日军登陆辽东，守土兵士不战自溃；威海危在旦夕，将军见死不救。毕竟大厦将倾，这些人中，有的是贪生怕死，有的是好逸恶劳，有的是追求名利地位，有的是苟且偷生，也有的是生活贫困，对朝廷贪官痛恨不已，在国家存亡之刻，辨不清阶级矛盾与民族存亡的轻重。所以，当我们把上述诸现象当做一个群体行为研究时，应该从社会的总体环境中去分析和认识这种现象。政治不清明，经济不发展，社会不安定，必然会造成全民或大多数人的国家认同趋弱。

1945年9月2日，国民政府徐永昌将军代表中国政府在“密苏里”战列舰上接受日本投降。在受降仪式上，徐永昌将军发表了一个简短讲话，他说：“今天是要大家反省的一天！今天每一个在这里有代表的国家，也可同样回想一下过去。假如他的良心告诉他有过错误，他就应当勇敢地承认过错而忏悔！”我深为赞佩徐将军的讲话和这个讲话所展现的思想境界。虽然徐将军具体指的是英、法、俄等国当年对德、日的绥靖政策造成了敌国野心的膨胀和本国的祸端，但推而广之，我们难道不应反省一下吗？

有时候，亡国非外侵，而源于自身劣根；屈辱非他来，而植于国人自孽。

另外一个问题是我们对历史和历史人物应该采取怎样的态度。在以往的历史中，对甲午战争中的两个人的评价曾有过不公正，尤其是在以阶级斗争为纲的年代。这种不公，或许也有值得我们反思之处。

这两个人一个是刘步蟾，一个是丁汝昌。

先讲刘步蟾。记得小的时候，曾看过一部电影《甲午风云》。影片把刘步蟾描绘成与方伯谦一样在黄海大战中贪生怕死，致北洋水师于死地的罪魁。其罪名就是错挂了令旗，使北洋舰队以一字长蛇阵迎敌，左右两翼暴露，陷于被动。《甲午风云》将刘步蟾在我们这一代人心中划入了败类。某种程度上也左右了那个年代对此人的历史评价。历史上真实的刘步蟾是什么样子呢？

刘步蟾，字子香，生于1852年，福建侯官（今福州市）人。他幼年丧父，与母亲相依为命，“事母至孝”。少时性格沉毅，好学善思，爱憎分明，敢与非礼不义之人相争。

纵观其一生，首先，他是中国近代海军将领中的佼佼者。他的业务能力及对形势的判断和对海军发展的见地都有超人之处。他15岁考入福建船政学堂。同治十年（1871），上“建威”号练船实习，南至厦门、香港、新加坡、槟榔屿，北上渤海湾、辽东等地，途中测量日度、星度，操练驾驶，见识大为增进。事后，船政大臣沈葆桢称赞说：“其精于算法量天尺之子者，则闽童刘步蟾、林泰曾、蒋超英为之冠”。次年，刘步蟾以第一名成绩成为福州船政学堂首届毕业生。光绪元年（1875）被送往英国学习枪炮、水雷等技。因学习刻苦、勤于钻研，受到舰队司令斐利曼特将军的好评。他曾与同学林泰曾合撰《西洋兵船炮台操练大略》。光绪八年（1882），刘步蟾等被派前往德国验收、协驾铁甲舰。光绪十一年（1885），刘步蟾督带“定远”等舰顺利回国，被任命为“定远”舰管带，授参将，旋升副将，赏强勇巴图鲁勇号。光绪十四年（1888），北洋海军正式成军，刘步蟾参与了《北洋海军章程》的起草工作，海军规则“多出其手”。并被任命为北洋海军右翼总兵兼“定远”舰管带，加头品顶戴。其时，北洋水师提督丁汝昌系陆军出身，对海军业务缺乏了解，其指挥训练多依赖洋教习及刘步蟾、林泰曾一应专业人才。甲午前期，刘步蟾对日本觊觎中国，不断扩充海军力量深为忧虑，曾向李鸿章力陈按年添购铁甲舰，“以防不虞”，并当面反问李鸿章，如平时不备，“一旦偾事，咎将谁属？”引起了李鸿章的重视。

其次，在整个甲午战争中，刘步蟾的表现亦是值得称道的。黄海一战，开战不久丁汝昌就受伤，刘步蟾代为督战指挥，鏖战三时许，多次击中敌舰，并重创了日本舰队旗舰“松岛”号。至于电影《甲午风云》中描绘刘步蟾因贪生怕死错挂令旗之事纯属子虚乌有。此事在当时海战后各舰的日记及丁汝昌给李鸿章的报告中均无记载。日本海军战后的回忆中也未见提及此事。海战结束后，刘步蟾因功升记名提督。威海保卫战中，“定远”被偷袭入港的日本鱼雷艇击伤，被迫搁浅在刘公岛东部充作“水炮台”，因进水过于严重，丁汝昌下令放弃“定远”。当时刘公岛局势日益恶化，因恐“定远”将来落入敌手，丁汝昌、刘步蟾于正月十六日下令，将“定远”舰炸毁。当夜，刘步蟾追随自己的爱舰，自杀殉国，实践了生前“苟丧舰，必自裁”的誓言，时年43岁。一代海军名将，就这样与他所钟爱的战舰，一同消失在保家卫国的海上疆场。

李鸿章获悉刘步蟾自杀的消息后，深感惋惜，并盛赞刘步蟾当年直陈御日之计是实言真心。清廷谕令：将刘步蟾照提督阵亡例从优赐恤，赠世袭骑都尉加一等云骑尉。

第三，应该承认，刘步蟾身上也有不足之处。他作为北洋水师总兵，又是留学欧洲，喝过洋墨水，属于大清国精通海军业务为数不多的人才，他的身上不可避免地附有桀骜不驯的个性。他是北洋水师中“闽系”的代表领袖，重乡土、近同人，在水师中任人唯亲，对居于之前的丁汝昌、林泰曾以及以琅威理为首的洋顾问均有冒犯。丁汝昌陆军出身，作战训练有赖于刘、林等人，且丁本人性格忠厚，待人宽慈、处事公正，又有李鸿章作后盾，刘、丁二人尚算和睦。林泰曾是民族英雄林则徐之后，晚清重臣福州船政大臣沈葆桢是他的姑父。因此原因，性格内向、成绩、能力均不如刘步蟾的林泰曾在北洋水师排名总要压刘步蟾一头，对此，刘也多有不满。幸得丁汝昌从中调和，并出面将两人结为儿女亲家，加之林泰曾生性温和，处处让刘三分，使得这一矛盾并未激化。而刘与英国顾问琅威理之间的冲突，却不可避免地爆发了。北洋水师成军后，李鸿章一直聘用外籍海军人员担任高级顾问，以帮助北洋水师进行正规化管理、训练。其中任职时间最长，表现也最为出色的是英国海军军官琅威理。

琅威理，1843年出生于英国。14岁进入皇家海军学校，16岁入大英帝国海军实习。以后一直在英国海军服役，官至少校。1863年，“阿斯本舰队事件”时，琅威理也是阿斯本舰队的一员。1877年至1878年，清政府先后向英国购买舰艇，琅威理接受英国政府的派遣参与了此项工作，给李鸿章留下深刻印象。在海关总税务司赫德、金登干和英国海军上将古德的强烈推荐下，李鸿章遂邀琅威理来华担任北洋水师顾问，负责北洋海军的组织、操演、教育和训练。琅威理治军严格，办事注重效率，认真按照英国海军的条令训练，为海军官佐所敬惮。由于陆军出身的提督丁汝昌不懂海战，实际上琅威理肩负起北洋海军日常训练的全部事宜。他治军严明，办事勤勉，在舰队官兵中灌输英国海军的条令，风纪严肃。琅威理对北洋海军的操练倾注了大量心血，表现出很强的职业操守和责任感。而丁汝昌本人也认为：“洋员之在水师最得实益者，琅总查为第一。”1886年5月，醇亲王巡阅北洋，以琅威理训练有功，授予二等第三宝星并赏给提督衔。以后李鸿章在发给琅威理的文电中，常用“提督衔琅威理”或“丁琅两提督”的称呼。1888年12月17日，清政府组建北洋舰队，以丁汝昌为提督，林泰曾为左翼总兵，刘步蟾为右翼总兵，琅威理则担任副统领。此期间琅威理一直希望全面控制舰队，但清政府并不信任他指挥舰队。舰员对他严厉的规定也颇有怨言，琅威理几度打算辞职回国，直到1890年3月，矛盾终于激化。这一年年初，北洋舰队停泊香港过冬，2月24日，提督丁汝昌率领部分海军出巡海南。3月6日，旗舰“定远”突然降下提督旗，升起总兵旗。按照《北洋海军章程》，舰队只设一个提督，两个总兵。提督之下，右翼总兵官衔最高。身为右翼总兵的“定远”管带刘步蟾下令升总兵旗，宣示代行指挥舰队。但琅威理认为虽然丁提督离职，但身为副提督的他在舰队中，理应继续升提督旗。刘步蟾不让步，于是琅威理致电李鸿章请示。李鸿章暗示北洋舰队只有一个提督，没有所谓的“副职”。6月25日，北洋舰队抵达天津后，丁汝昌和琅威理面见李鸿章，谈及撤旗事件时，李鸿章支持刘步蟾的行动。琅威理对此非常愤慨，当场提出辞职。随后返回英国。凭心而论，琅威理是个性强脾气躁的人，赫德说他“具备了海军军官的坦率，但缺少一个领导者需要具备的宽宏大量”。他的管理风格使一些中国军官难以接受。他更不了解中国官场的复杂的亲情、裙带关系。他曾上书李鸿章，提出“兵船管驾，不应专用闽人”。由此引发以刘、林为首的闽系军官的嫉恨。所以，“撤旗事件”绝非偶然。客观地讲，琅威理走后，北洋海军的训练和军纪日益松懈，操练尽弛。军官争挈眷陆居，军士常去船以嬉。每当北洋封冻，海军例巡南洋，率淫赌于香港、上海，更显得“撤旗事件”像是一场悲剧的开端。赫德后来幸灾乐祸地对金登干说：“琅威理走后，中国人自己把海军搞得一团糟。琅威理在中国的时候，中国人也没有能好好利用他。”这不能不说是中国近代海军发展史上的一个惨痛教训。随之而来的中日甲午战争，也进一步证明了中国海军训练长期废弛，是个沉痛的教训。

由此可见，刘步蟾作为晚清海军的代表人物之一，身上不免染有中国官场的污泥浊气，争权夺利、拉帮结派、勾心斗角；重名利而轻大义。但在国家生死存亡的关键时刻，他却无愧一个爱国军人的称号。疆场上奋勇杀敌，绝境中不忍辱偷生，最后自尽殉国，无愧于英烈称号。不要要求英雄身上没有一点污点，更没有必要人为地把英雄塑造成完人。

英雄是人，败类也是人。

其次要说到丁汝昌，关于丁汝昌的历史、为人我不做过多的介绍了。他出身陆军，凭战功以及与李鸿章的同乡、部属关系而执掌北洋水师，虽是外行，但以其淳厚、仁义、公正、谦逊而得到北洋水师广大官兵的认可。在整个甲午战争中，他一直以保家卫国为己任，负伤不下火线，临危誓死不降，展现出了一个中国军人的气节。但历史对他的评价曾有不公之处。

首先是他自尽之后，朝廷的“清流党”一股脑地把战败的原因归结于他，早在黄海大战之后，他就被光绪皇帝革职查办，戴罪留用。北洋水师覆灭，他更被认定为罪魁祸首。棺柩不许下葬，被缠上三道铜箍紧紧勒住，以示谢罪。直至宣统二年（1910），经辅国公、海军大臣载洵及当时的海军提督萨镇冰等人力争，清廷才为丁汝昌平反昭雪。后与其夫人魏氏合葬于安徽巢县青龙山旁的小鸡山顶（今无为县严桥乡梅山村）。然而，丁汝昌似乎命中注定多舛，死后仍不得安生。他的坟墓在“大跃进”的年代被人挖盗，夫妻二人的遗体被焚烧，棺木拆开后被用去做人民公社大饭堂的桌椅板凳，其他随葬物品被拿去换了一台凤凰牌自行车。不仅如此，他的后人也遭到了莫名其妙的不公待遇。1978年，著名甲午战争研究专家戚其章先生专门到丁汝昌的家乡去采访其后人，竟惊奇地发现，其重孙女丁亚芝居然戴着“破落地主”的帽子。戚先生向当地干部问其原因，回答竟然是，地方干部认为她的曾祖父丁汝昌是国民党的海军司令。呜呼！哀哉！

英雄的待遇，有时不全是鲜花，悲哀与凄凉也时时缠绕着他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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