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明法制建设：《律令》《大明律》与《大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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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明法制建设：《律令》《大明律》与《大诰》之诞生洪武四年（1371）六月的一天，朱元璋与吏部尚书詹同在南京明皇宫的奉天门谈论帝王为治之道时，詹同建议，不妨以唐虞三代为效法的榜样，奉行德礼为治国之本。朱元璋听后却不以为然，他说，三代以上，人心淳朴，国家治理就以人心为根本，施仁义行道德；可三代以后，世风日下，人心不古，国家治理就应该以法律为根本，参用权谋等统治术。而大明帝国尤其应该以元朝法制的败坏为戒，摒除“蒙元遗风”，“参酌唐宋”作为修律的依据，以此来构建新型的大明法制。
正由于这样的认知，自攻占集庆建立吴政权起，朱元璋就一直十分重视法律的制定与法制建设。从明朝初年的法制建设来看，大明帝国的法律主要是由这么三大块组成：第一块就是《律令》；第二块是《大明律》；第三块就是《大诰》。这三大块中最早问世的是《律令》。
吴元年十二月制定完成《律令》——《大明律》的草稿和《律令直解》
《律令》的制定工作开始得很早，据《明史》记载：至正二十四年（1364），朱元璋“平武昌，即议律令”。也就是朱元璋在消灭了陈友谅、尚未灭掉张士诚之前，就与、李善长等大臣开始讨论制定法律的事情。可能是忙于战争，朱元璋政权的制律工作一直到吴元年（1367）才正式启动。该年的十月，朱元璋下令由中书省牵头编定律令，以左丞相李善长为总裁官，杨宪、等20多人为议律官共同参与编定，并向诸制律官提出了“立法贵在简当，使言直理明，人人易晓”和“务求适中，以去烦弊”的立法原则。
在修订《律令》的一二月里，朱元璋经常在西楼召见议律官和儒臣，心平气和地讲论律义，力求使得《律令》精当。他对起居注（专门记载皇帝日常活动的记录官）熊鼎说：“吾适观群臣所定《律令》，有未安者，吾特以一己意见决之，而众辄以为然，鲜有执论。盖刑法，重事也！苟失其中，则人无所措手足，何以垂法后世？”
此时的朱元璋尚未平定天下，只是在南中国取得了军事上的胜利，他为人还比较谦逊，心态也较为平和，虽然重视纲纪立法，但更注重的可能是人心的向背，因而表现得十分的谦卑——当群臣讨论律令争论不下时，他就会发表一下自己的观点。众多制律大臣听到主子表态了，也就不再争论，都认为主公的意见提得好。但朱元璋却不以为然，并表示出深深的忧虑，他说：“立令制法中的刑法，是天底下重大的事情。如果不注意，制定出来的刑法会失‘中’，畸轻畸重，那么人们就会手足无措。这样的法律怎么能传之于世呢？”起居注熊鼎回答：“主公，您啊，刘桤威可以充分地参考群臣们所议的观点，然后您自己拿定主意，大臣要是真有讲得不错的，等《律令》修订成后，将好意见交予大臣们一起讨论讨论，可行了，就颁布实施。”朱元璋觉得熊鼎的意见不错，于是就采纳了。
奇怪的是，从史料上来看，朱元璋命令中书省主持的此次修律从吴元年的十月开始，到这年的十二月二日就将《律令》一书编定而成。也就是说，整个一部未来的大明帝国法典只花了2个月不到的时间就编成了。那么这是怎样的一部法典？史书记载，它参照《唐律》为标准，适当进行了增减，“去繁就简”，“重从轻者”，最后议定，共计《令》145条，《律》285条，也就是基本上贯彻朱元璋的“就简明了”的立法要求。所以《律令》修成后，朱元璋就下令将它刊布天下，并对李善长等制律官大加赏赐。
由于朱元璋的积极倡导与关注，《律令》的制定与颁行得以迅速进行。不过出身并长期混迹于草野的朱元璋毕竟太清楚底层社会了，就连他自己也可能面临这样的问题：法律条文是用严密又简洁的语言来表达，而普通的老百姓一般都不识字，更不用说知晓和理解这些严密、简洁但实际上寓意深奥的语言。那怎么办？朱元璋想到了一个办法——普及律令，即类似今天的“普法教育”。吴元年十二月十六日，他下令编定律令的大臣和儒臣再编一部解释《律令》的《律令直解》，这是中国历史上第一部普法教材或普法教科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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