商纣王并非顶级暴君,还原历史上真实的商纣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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商纣王是中国暴君的典型。这似乎已成千古定案。早在《汉书·古今人表》中,就将他的人品列为下下。在正史、笔记、戏曲、小说中,随处可见殷纣王荒淫残虐的记载,如“剖孕妇而观其化”,“杀比干而观其心”,“以酒为池,悬肉为林,使男女倮相逐其间,为长夜之饮”,读之令人毛发悚然。而近年出现的舞剧《凤鸣岐山》,再现了商纣的暴君形象。

纣王是商朝的亡国之君,他的名字并不叫纣,他的正式名字叫子辛,也叫帝辛。“纣”是后人硬加在他头上的丑恶谥号,“残义损善曰纣”,也就是指凶恶不义的意思。

在中国历史上,商纣王和夏朝的亡国之君桀一直都是暴君的代名词,我们多数人也都传承着这个观点。然而,历史上为纣王翻案的声音一直没有断过。孔子的弟子之一子贡就为纣王平过反,他说纣王的罪行不像史书所言那样夸张。清朝李慈铭也说,纣王的罪行比起后世的暴君,算不得什么。此外,毛泽东也为商纣王翻过案,他曾多次说过:“殷纣王很有本事,是个能文能武的人,后头那些坏话都是周朝人讲的。”甚至有一位教授偏激地称:商纣王是一位文武双全、功勋卓著的帝王,被冠以“暴君”称号两千多年,是历史上最悠久的“冤案”。

的确,通过对历史资料的梳理发现,纣王虽称不上功勋卓著,但将纣王的昏庸和残暴说成是史上之“最”,也是不合理的。

纣王的六宗罪

《尚书》记载,周武王伐纣时,有两篇檄文式的誓言,即《尚书》中的《秦誓》和《牧誓》,其中开列了纣王的六条罪状:近女色,喜淫声,不敬鬼神,荒于国政,耽于饮酒,杀害忠臣。

纣王喜欢的美女,其中最有名的是妲己。史料和传说都认为,纣王对妲己言听计从,后来的恶事都是在妲己的撺掇下做的。在《封神榜》之类的神话小说中,妲己被描述成狐狸精附体,是一个陷害忠良、搅乱江山、荒淫风骚的“祸水”。

纣王的荒淫表现在以酒为池,悬肉为林,然后让男女裸体在肉林之间穿梭,他在旁边看着取乐。“酒池肉林”这个典故就来自于商纣王。

纣王还极度残忍,有两件事情为他留下千古恶名。

第一个,发明了炮烙之刑,即在一个空心(或不空的)铜柱底下架上柴火烧,令犯人行走在铜柱上,然后堕入火中活活烧死。这个酷刑是怎么来的呢?相传纣王和妲己在森林里郊游,恰逢阵雨过后,有一棵树被雷劈倒还在燃烧,但奇怪的是,却有很多蚂蚁从树的一端爬到另一端,受不了烫的蚂蚁便从树干上掉入火中。纣王只觉得蚂蚁笨,没什么好看的,妲己却从这一现象里想出了惨绝人寰的炮烙之刑。所以也有妲己发明这一酷刑的说法。

第二个,剖心杀比干。比干是商纣王的叔父,忠直敢言,屡屡劝谏纣王。次数多了,商纣王动了杀机,有一次,比干又一次劝谏时,纣王说:“你自以为是圣人。我听说圣人的心有七窍。把他的心掏出来,让我看看是不是真的。”于是活剖比干,比干大骂而死。由于纣王昏庸至此,他身边很多大臣纷纷离开他。

不敬鬼神,这一罪名在今天看起来似乎不足以为罪名,但在当时,商人颇重迷信,敬鬼神是道德问题,任何重大举措,都要求神问卜。纣王的一个太师带着祭器投奔了周。古人看来,祭祀的礼器是神圣的,礼器丢了,这个国家也差不多完了。

在《封神榜》中,纣王不敬鬼神的事件更具体。有一次纣王去女娲娘娘庙祭祀,见娘娘的塑像美貌非常,于是在墙上提了一首轻薄之诗,结果惹恼了娘娘。于是,娘娘派出以狐狸精为首的三个妖精迷惑纣王,断了商朝的江山。

为纣王说句公道话

直到20世纪初,关于纣王的历史多数都是根据《尚书》中的记载编写的。后来,随着殷墟中大量文物的出土,人们对纣王有了接近真实面貌的评估。

首先,妲己的影响力微乎其微,妲己是有苏氏之女,而有苏氏一族在商朝并未得势。纣王晚年热衷色、食是实,虐杀比干也确有记载,但把这些归因于妲己,明显不实。妲己的恶名是周人加上去的,目的是坐实纣王“唯妇人之言是听”的罪名。

其次,根据《史记·殷本纪》记载,商纣王广闻博见,知识渊博,思维敏捷,身材高大威猛,力大无穷,可以徒手和野兽搏斗,是一个文武双全的人。或许正是由于他的智慧超群,而且能言善辩,所以他不愿意听取臣子的忠言。这一点与隋朝的亡国之君隋炀帝杨广有些相似。荀子在《非相篇》中也有类似的记载。东汉王充在《论衡》中也明确表示,世间对纣王残暴的传说有夸大之嫌。

更奇怪的是,纣王的罪状跟夏王朝亡国之君桀的罪状如出一辙。当然也可能真是如此巧合,不过,炮烙酷刑是夏桀发明的,这在史书中已登记在案,后世的人又把他安在纣王身上,显然是宣传家们一时情急,忘了六百年前的往事。由这一漏洞推论,纣王的“罪行”会不会很大一部分是后人硬加给他的?说不准。中国向有“胜者王侯败者寇”、“痛打落水狗”的说法和做法,历史是由胜利者书写的。后朝之君与前朝之君不共戴天,后朝之君不会给前朝之君太好的褒扬,皆在理情之中。即便是英明大度如唐太宗李世民这样的人,为了自己的颜面也篡改了历史。能够不给前朝之君抹黑,已经十分难得,客观公正的评价更是庶几难求。

况且,中国直到周王朝的第十任国王姬胡时期,才进入信史时代(即文字记载获得妥善的保存的时期),那么,处于半信史时代的周初,史料可信度有多高,实在难以估计。

纵使纣王的罪行都是事实,跟后代的君王比起来,似乎也称不上暴虐荒淫”得后无来者。远的不说,就说被后世视为仁德之君的周武王,在商纣王已自焚身亡之后,还要砍下他的脑袋悬挂在白旗上,同时还割下纣王的两个妃子苏妲己和有莘氏的脑袋示众,其手段之残忍已不输于纣王。

孔子的得意门生子贡在《论语》第十九章“子张篇”里,提出了一个不同凡响的意见:“纣之不善,不如是之甚也。”意思是说,纣王的不好,并不像后世所说的那么严重。子贡是公认的七十二贤人之一,他的话明白地载在儒家经典中,应该不是随便乱说的。

子贡以后的数千年间,虽然“大一统”的文化氛围使得真知不能广为世人所知,但也不乏后来者。宋朝的罗泌在《桀纣事多失实论》中认为:纣王建宫室,营酒池肉林,近女色,害忠良等罪恶,与夏桀的罪行如出一辙,桀纣不分,这些都是史学家的恶意模仿。另一个宋朝学者李慈铭也认为,仅就史料而言,纣王的主要罪行不过是杀比干、囚箕子、宠妲己、偏信崇侯、拘押文王而已,与后世的暴君相比,不过是小巫见大巫。

韩非在《韩非子·外储说右下》有过一段关于费仲劝告纣王的记载。费仲对纣王说:“西伯昌贤良,百姓都拥戴他,诸侯都依附他,必须把他杀掉,否则一定会成为殷商的祸害。”商纣王说:“你既然说他是一个贤良的诸侯,怎么可以杀呢?”费仲说:“帽子虽然破旧,必定是戴在头上;鞋子虽然华美,一定踩在地上。现在西伯昌是您的臣下,他实行仁政,人们都归向他。终究会成为天下祸患的,难道不是西伯昌吗?臣下如果不用他的贤能为君主效忠,这样的臣子就非杀不可。况且君主诛杀臣下哪用得着那么多理由?”商纣王说:“仁义,是君上用来劝勉下面的人的。现在西伯昌是个好行仁义的人,杀他不合适。”费仲三次劝说,商纣王都不采用。

西伯昌即周文王。据《史记》记载,他继任西伯以后,遵循西周祖上贤者遗留下来的法度,敬老慈少,礼敬贤者,常常是忙到正午了也来不及吃上一顿饭,很得当时人的爱戴。作为一个新生代中的翘楚,自然吸引了许多贤人,当时一些对商王朝心怀不满的人如伯夷、叔齐、散宜生等都去投奔他。后来,一个名叫崇侯虎的人向纣王进谗,骗得纣王下令把西伯昌囚禁起来。上面所引韩非子的这段记载,当是发生在西伯被囚以后。

从这段记载中我们可以看出,纣王尽管听取了崇侯虎的进言,但在大事上还是有分寸的,至少他没有听信费仲的建议,像夏桀杀关龙逄那样杀了西伯昌。仅就这一点而言,我们就不能说他是个彻头彻尾的昏君、暴君。

客观地来看商纣王,这个帝王当然荒淫、暴虐、残酷,但也做了一点利在千秋的事情。其中很重要的一点是,他开拓了山东、淮河下游和长江流域。当时这些地区生产力低下,小部落还处在原始社会,正向中原地区伸展,纣王的祖父、父亲都在步步退让。直到纣王时期,组织大规模军队与之对抗,最终平定东夷,打到长江下游,中原文化也随之传播到淮河下游和长江流域一带,这为后来中国形成一个多民族统一的国家创造了先决条件。然而,开疆拓土就要用兵,用兵就要消耗国力,就要征兵,就会导致民怨沸腾,这是商朝灭亡的一个重要原因。

商朝灭亡还有一个很重要的原因,就是纣王伐徐州之夷,打了大胜仗,但损失很大,俘虏太多,无法消化,结果被周武王乘虚而入,大批俘虏倒戈,结果商朝亡国。

由此可见,纣王在历史上是个暴君、昏君,但有过也有功。

“尽信书不如无书”,面对由胜利者书写的历史书还是多提几个疑问,从不同的角度来评价一个历史人物比较好。过去,将纣王说得“暴虐荒淫”是一种极端,如若只看见其功勋卓著,将是另一个极端。

不过,不管是否全面真实地看待这些帝王将相,都不能完全洗脱他们的罪恶,在极权统治之下,帝王将相之间的差别只在罪恶的多少,而不是有无罪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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